天理，是北宋周惇颐和张载以后逐步完成的一个儒学概念，程颢和程颐把天理看成是世界的本源，朱熹则是把天理和气一起看成是世界本源，朱熹的气和理，本质上说的是物质和物质运动规律。关于这个理的各个方面都有研究者（Henderson，Joph B,The Development and Decline of Chinese Cosmolog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20.），而本文的挖掘方向在于其对心性理论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上，在于阐述其对身心关系上所持的“器”和“用”的关系上。
周惇颐在《易通》二十二章《性、理与命》中提出性与命依理而行，认为太极即理。周惇颐这一观念是对《易传》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而事实上《易通》也就是周惇颐所理解的《易》。太极是《易传》对宇宙的抽象，周惇颐因而提出太极即理：
“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见《易传 系辞上》）
张载则提出了“立天理”“灭人欲”的命题。程颢和程颐吸收了张载的“天性”思想，并把“天性”改造成世界本源的天理。
朱熹吸收了周敦颐的太极理论，把理和气一起看成是世界本源。 理先气后，曾经是朱熹理论被曲解批判的重要内容。因为理是“形而上之道也”（见《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八《答黄道夫》一）， 所以朱熹理论一直被批判为唯心主义理论。朱熹的理论是否真的这样，关键在于对下面几段话的理解：
“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 （见《朱子语类》卷一）
“未有这事，先有这理。”（见《朱子语类》卷九五）
“有是理而后有是气。” （见《大学或问》卷一）
以上是说朱熹主张理先气后的依据。但这几句的翻译应该是：“在没有天地的时候，毕竟也已经存在了形成天地的理了。有这种理，便有这样的天地；没有这个理，也就没有天地，没有人物，没有天地间的一切了。有理在，就有气在流行，在发育万物。”“没有面前的事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面前的理。”“一定有了这种理，而后才有这种气。”由此可以看出，这里说的所有的理都是有限定的，特指为其所规定之气的理，所以“理先气后”不是对所有的气来说的。朱熹没有说理在所有的气之前，只是说在它规定的气之前，或者说气的运行受理的规定制约。因为天地形成之前不仅有形成天地之理，也有着形成天地的混沌之气。所以后儒反朱熹之辨实际上依据并不充分。
如果再看一下朱熹的其他言论就更清楚了：
“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挂搭处。”“理与气本无先后之可言。”（见《朱子语类》卷一） 这里的理和气都没有特殊的限定，因此是讲的普遍意义上的理和气的关系。理和气的同根同源，正是中医阴阳哲学的一种特殊表述。朱熹在此基础上又将气分为阴阳，认为阴阳不可分离，这又是典型的中医学观点（《黄帝内经 宝命全形论》：“人生有形，不离阴阳”；《朱子语类》卷九五：“天下之物未尝无对，有阴便有阳。”）。
这样看，朱熹在理和气的关系上所持的观点是：理和气始终不能分离的，气是理存在的物质基础；理规定着气的运行，也就决定了气的变化方向。所以每一物形成之前，都是因为有理的规定，其实也有了气的存在，理使气化为此物。用朱熹自己的话说：
“所谓理与气，此决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则二物浑沦，不可分开，各在一处，然不害二物之各为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则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见《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六《答刘叔文》一）
以上可以看出，朱熹的理是客观的某种规定性存在，很接近现代的客观规律一词。朱熹也未曾把世界的本源说成气之外的理。理先气后，是理气俱在的情况下，理规定在先，气运行在后。所以，认为朱熹唯心论的理由是不充分的。 总之，宋儒理学不仅提出了天理，更把天理看成是高于人本身的存在，是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的不变法则。这实际是心性理论的客观化。
朱熹是宋儒理学之大成者，“宋明理学，只是在朱熹手里，才确立了自己独特的学术规模与体系，奠定了确然不拔的基础，影响了而后学术思想的发展达六七百年之久，其余波至今未已。”（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68页）
朱熹理气关系小结：理气不分先后，天地兹始。万物生成变化，都是气依理而行，故理成在先。理先气后，是说运动的先后，而非宇宙生成之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