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殖民地时期美国九大学院的教育实践来看，学院教育目的在于培养信仰虔诚的牧师、治事练达的政府及公共事务管理人员、学识渊博的从事知识研究与探索的学术人才。
一、殖民地学院的宗教性教育目的
宗教动机既是促成欧洲殖民者探险开拓的重要因素，又是引发殖民地学院创设的主导性动机。早年的西班牙探险家们既是怀抱狂热的宗教情感，以救世主的姿态进入美洲大陆的。法国“耶稣会”教士们作为海外开拓的急先锋，在穿越河流湖泊的途中还不忘替人们洗礼。创办弗吉尼亚公司的英国殖民者则认为，殖民的首要目的在于“去传教，并且使人们受洗礼而加入基督教，而且通过圣经的宣传去把那一些穷人和可怜的生灵从魔鬼的手中拯救出来。这些人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愚昧无知，至死是受到蒙蔽的”。与此相联系，宗教动机成为殖民地学院创设的主要动机。除宾夕法尼亚学院外，包括哈佛学院在内的其他八所学院都是基于明确的宗教动机而创设的。大批欧洲大陆的小教派为躲避宗教迫害和压迫，寻觅实现自己宗教信仰的乐园移居北美。然而迎接他们的却是北美大陆严酷的社会现实及令人望而生畏的自然环境，富饶而充满危险的荒野，随处可见的凶禽猛兽，恶劣的气候条件。这些在浓厚的宗教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欧洲殖民者，自然把求助的目光投向上帝。威廉?布雷德福（William Bradford）总督对1620年11月中旬搭乘“五月花”船的移民们抵达北美大陆海岸时的情景曾作了这样的记载：“他们双膝跪下，感谢上帝带他们越过了浩瀚汹涌的大洋，把他们从危险和苦难中解救出来……他们在这里除了阴森可怕的、荒无人烟的原野、野兽和蛮人之外，还能看到什么呢？而到底有多少野兽和野蛮人，他们也不得而知。事实上，他们永远也不能登上毗斯迦山，从这荒凉的原野上看到美好的前景，产生希望，因此，他们只好祈求于苍天。”第一批踏上美洲大陆的殖民者从上帝那里获得了开拓进取的勇气和信心。弗兰西斯?赫金斯（FrancisHigginson）在《新英格兰殖民地》一书中以饱蘸激情的笔触写道：“令我们倍感安全，并赋予我们抵御一切异己势力的强大动力，源于我们拥有真正的宗教，源于万能的上帝对我们的神圣启示。而设若上帝与我们同在，谁又能反对我们呢？”在当时的情况下，创设高等学校培养合格牧师能够满足移民们的宗教渴求，成为他们求得上帝救助的直接途径。“在上帝施惠庇佑我们安抵新英格兰后，在我们建造了房屋，准备了生活必需品后……一项我们长期盼望并孜孜以求的事业便是提高我们的宗教知识水平，并使其逐步繁荣”。在此背景下创办殖民地学院，以造就信仰虔诚的合格教士为培养目标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在教育目标问题上，哈佛学院早年印发的一份小册子曾有这样的表述：“每一个人应对自己生命的终极表示关怀，因而应了解、接近上帝，这才是永恒的生活……应把基督教教义作为一切知识和学习的基石”。哈佛学院在建校初期明确宣称，哈佛学院致力于为社会造就合适的人才，主要是为教会培养人才。威廉?玛丽学院的培养目标，正如其创办者所宣称的那样，“为教会提供宗教信仰虔诚的具有渊博知识和优雅举止的青年，并在印第安人中传播基督教”。新泽西学院（后更名为普林斯顿学院）把教育目标确立为培养具有新教信仰的牧师。1754年国王学院成立时，办学目标也非常明确：“本校主要任务，在于教育指导青年理解耶稣基督，热爱并服从上帝，养成优良习惯，获得有用知识”。王后学院把教育工作的最终目标厘定为：用学术性的语言，向青年学生传授神学及文理学科知识，以使其具备胜任宗教和其他社会工作的能力。达特茅斯学院也以训练教士及驯化印第安人为教育主旨。1764年成立的罗德岛学院由基督教浸礼会创办，主要目的在于提高浸礼会牧师的知识水平。该学院除规定校长由浸礼会教士担任外，学院其他人员没有教派限制，学院向所有宗教信仰的学生开放
在所有殖民地时期创办的学院中，耶鲁学院教育目标的宗教色彩是较为鲜明的。1754年，耶鲁学院院长克莱普（Thomas Clap）即明确宣布“耶鲁学院是传教士的社团，旨在培养从事传教士工作的人才”。又及，“学院是宗教社团，是所有社团中最崇高者，教区也是社团，即在训练一般民众；而学院是牧师团体，更应培养牧师人才。有些人认为学院的设计，仅仅在于教导文学及科学，至于宗教，则并非是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因之学院法规不应规定宗教仪式或崇拜，每一学生可以就性之所好，并根据家长或监护人之指导而随地作宗教祈祷。但是在地球上所成立的学院，是不可能有此种学院法规不涉及宗教的。本学院的设计，系根据教会原则及教义而来（且也经本地公民同意），因此本设计及其后继者都应履行此种责任来达成宗教任务。宗教因素太过重要了，文学及科学无论如何高明，如无宗教，则价值就低”。
二、殖民地学院的世俗性教育目的
在致力于培养各教派合格的牧师的同时，殖民地时期各学院还程度不同地兼顾到公共事务管理人才以及掌握知识的人员的培养。各学院在服务于宗教利益之外，还关注社会发展，把学院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较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殖民地学院在培养目标上所表现出来的世俗性特征，与学院所接受的苏格兰大学模式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殖民地学院在接受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模式影响的同时，还接受了苏格兰大学模式的影响。而苏格兰大学在教育实践中表现出鲜明的职业性倾向。1670～1680年的十年间，大批苏格兰长老会教徒自北爱尔兰移民新大陆，新学院成为这些有知识的移民的聚居地。苏格兰学者侧重职业及实用倾向的学术传统在新大陆的威廉?玛丽学院、国王学院、普林斯顿学院以及宾夕法尼亚大学均有切实的体现。这一点在各学院的教育目标上也有具体表现。1650年哈佛学院获得的特许状的有关规定即表明学院的教育目的在于促进所有文学、艺术及自然科学的研究。米切尔牧师在1663年的一份文件中认为哈佛不仅要培养有学识的牧师，还要为文法学校培养合格的教师，为政府训练有学识的绅士及掌握各行业专业知识的实用人才。在哈佛学院的领导权被波士顿富商掌握后，其世俗性教育目的更加突出。17世纪中叶哈佛学院在邓斯特任院长期间，广泛搜集法律与医学书籍，开展法学与医学专业教育，培养合格的律师与医生。马萨诸塞地方政府也鼓励哈佛学院积极参与到地方行政官员的培养事务中。
费城学院的世俗性教育目的更是有目共睹。费城学院院长司密斯（Provost William Smith）就传统的“文雅教育”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司密斯认为，敏于思考、工于写作、勤于做事乃是文雅教育的真谛。在争取获得英国上层及富有人家资助的活动中，费城学院公开表示包括费城学院在内的殖民地的高等教育正在追求多方面的教育目标：祛除文盲所带来的社会灾难；灌输正确的宗教原则；引导民众形成守法的公民意识。
克莱普在出任耶鲁校长期间，耶鲁学院在承担培养牧师职能的同时，还担负起培养世俗职业人才的任务。当时的耶鲁学院广泛开设讲座，讲授农业、商业、航海、医学、解剖学等实用知识。18世纪的威廉?玛丽学院除注重牧师培养外，还把医生、律师、绅士的培养作为自己的职责。国王学院在1754年为适应社会的实际需要，开设了航海、测量、矿物、商业、管理及家政等课程。1764年罗德岛学院设校的特许状表明，罗德岛学院是一所提供博雅而崇高的教育的场所，该校后来还以实际教育活动证明了罗德岛学院是一所旨在向广大青年提供文雅教育的学府，青年们在此可以塑造自己的性格，陶冶自己的情操，掌握古典及现代的知识，并锻炼他们具有胜任崇高声望的职业的能力。
殖民地学院教育目标上的职业性特征，从学院毕业生的就业取向上也得到较好的体现。在18世纪前半期，学院毕业生当中有50％的人做牧师。1761年，这一比例下降到37％；1801年，降到22％。宗教复兴期间，选择牧师为职业的毕业生占毕业生总数的比例有所回升，1881年曾达到30％，之后便一路下降，1861年为20％，1881年为11％，1900年为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