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2-03-18
工作量太大，吾还没有那么多功夫仔细查证研磨，所以只能旁征博引，肆意意译如下。
仅供参考。
李穆字显庆，陇西成纪人，是汉李陵之后。李陵以兵败而降匈奴，故其子孙代居漠北，但亦渐有南徙者，拓跋魏由北而南，这个李家就跟着向南，家于泷之间，他的祖父名斌，曾任都督，镇守高平，遂居于此。父名文保，早卒。穆自幼风神俊逸，倜傥有奇节。宇文泰为西魏将，穆遂归之，任释褐统军。曾随宇文泰征齐，战于芒山，兵败，泰临阵堕于马下，穆以鞭击宇文而詈之，授以从骑，溃围而出。齐师见其轻侮，认为宇文泰非贵人，其军上下失礼，无须加以歼灭，遂缓其兵，不加穷追，泰等因得脱险，与穆相对而泣，颇有德意，谓其左右曰：“成我事者，必此人乎！”李穆之以策击宇文泰而詈之，以下犯上，固示轻侮，以懈敌人之心，这是一个紧急处分的妙计，其机智大率类此。宇文泰不以被侮而反深德之，宇文泰确有其雍容的雅量和知人的高见。因此，令其安抚关中，所至克捷，擢任武卫将军，仪同三司，封安武郡公，食邑一千七百户，并以铁券为赐，免其十死，未几加开府，领侍中，尽以廐内骢马赠之，并封其姊妹各为郡县君，宗从及舅氏等都有赏赐，其见重如此。未几，转任太仆，从于谨南征江陵而破之，增食邑千户，进位大将军，又破曲沔襄，乃授原州刺史，拜嫡子惇为仪同三司。但李穆是深有知足、知止的有修养人，他的兄李贤和李远，均为佐命功臣，子弟又多布列政府，位皆清显，深以盈满为惧，故辞不拜命，宇文泰不许，始接受之。未几迁雍州刺史，兼小冢宰，增食邑至三千户，另封一子为升迁伯。穆请让其兄子孝轨，获准。其不独享富贵，此为一例。
穆兄远，有子名植，是一个不成材的子弟。李穆常对其兄说：植不是保家之子，劝兄疏而除之，其兄不从。李植不知道犯了什么罪，父子俱被处死。远临刑，泣谓穆曰：“我不能用汝言，以至于此，将复奈何?”时周的行政大权已落入宇文护之手，护专权擅行，曾弑三帝，诛戮大臣甚多。李远父子之受戮，或出于宇文护之猜嫌，亦未可知，然李植无行，李穆固早已言之。照例，李穆是要受到牵连的，但以其早有对兄的谏言在先，故得免罪，削职为民，诸子亦同时除名。李植有弟名基，时任淅州刺史，当坐戮，李穆请以二子代之，宇文护对此，倒还有其人性，认为这是一件极高的义行，因两释之。李穆的清誉，反以罢官而益高，所谓实至名归也。
宇文护终于被周武帝所除，周武帝即宇文邕，是周明帝之弟。孝愍帝冲龄继位，被其从兄中山公护玩弄于股掌之上，帝深恶而谋诛之，事泄被弑，护立宁都公毓，是即明帝。明敏而有识量，宇文护亦惮之，因进毒谋害，帝觉之，口授遗诏，立鲁公邕为帝，时陈宣帝天嘉元年，周明帝武成二年（公元560年）。武帝性深沉，平日不多言，优礼宇文护，相见时行家人礼，故宇文护未尝疑之。陈宣帝太建四年（公元572年），帝与弟卫公直密谋诛之，并及其党羽，人心称快。
武帝具有雄才大略，首以统一黄河流域为职志，延揽人才，不遗余力。若李穆等久著勋名的大臣，首被起用，拜开府仪同三司，复安武郡公爵位，以直州刺史任之。武成中，其子弟免官爵者，悉被开复，并除少保，进位大将军。岁余转小司徒，进柱国，转大司空，奉诏筑通乐城。天和中，晋爵申国公，持节绥集东境，筑武申、旦郛、慈涧、崇德、安民、交城、鹿庐等镇，东境守御，因此益固。建德初拜太保，出为原州总管，又进上柱国。韩任并州总管，加食邑至九千户，并拜大辅佐，仍任并州总管如故。其在国家的地位已列三公，武帝见信之深，由此可见。
武帝在位十八年，攻灭北齐，统一了黄河流域，内政方面，建树亦多。但武帝之后，又出庸主，残暴不仁，如宣帝赟在位仅一年，作恶多端，史所罕见。禅位于子阐，是即静帝，而自称天元皇帝，为恶更甚，卒在陈宣帝太建十三年，静帝大象三年（公元581年）。杨坚之人为丞相，即在天元皇帝弥留时。
从北周和隋文帝初期的历史来看，周武帝是重视杨坚，也很重视李穆的。但他们二人之间，年龄差距很大，似乎并没有多少关系，故尉迟回举兵抗杨坚时，李穆首采中立政策，但终于倾向杨坚，不但会师攻邺，而且还向杨坚密表劝进。
杨坚既篡周而立，便下诏征李穆入京。诏书说得非常客气：“公既旧德，且又父党，敬惠来旨，义无有违。便以今月十三日恭膺天命。”由这封诏书，可知李穆乃是杨坚父执辈，诏书中虽然只有告诉李穆：他已经“受禅”登上皇帝的宝座了，言外之意，希望李穆晋京朝贺，接受荣典。李穆是最通世务的，他懂得文帝的意思，随即入京，文帝降坐，礼待之隆，一时无双。随即拜为太师，这是三公中最高的爵位，得此荣宠者，李穆实为第一人。并且要他赞拜不名，真赐食邑三千户。穆之子孙虽在襁褓中，悉拜仪同，一门执象笏者达百余人之多，贵宠之盛，一时称最。但是李穆对此，却敞屣尊荣，上表乞骸骨归家养老，文帝那里见他出于至诚，特别下诏褒奖。诏书说：朕初临宇内，方借嘉猷，养老乞言，实怀虚想。七十致仕，本为常人；至若吕尚以期颐佐周，张苍以华皓相汉，高才命世，不拘恒礼。迟得此心，留情规训。公年既耆旧，筋力难烦，今所司，敬蠲朝集，如有大事，须共谋谟，别遣侍臣，就地询访。（《隋书》卷三十七《李穆传》）这封诏书对李穆捧得极为冠冕堂皇，既不许其辞职养老，也不强其续任艰巨，要他在家里休养，对国家大事，仍须他参加意见，不过不必入朝，而由文帝派人前往咨询。他采取的是折中主义，实际上把这个德高望重、勋绩懋著的天下大老位置于殿阁中，的确也有一些碍手碍脚，他如有意见与文帝不合，文帝将如何处置?的确是问题。此对李穆来说，知足常乐，知止不殆，谦逊为怀，切忌满盈，本是李穆的初衷，周宇文泰时他曾经这样做过，以宇文泰不许其辞不受命而终止。他和杨坚虽属父执辈，但关系究竟不深，其时年事已高，而已荣宠过人，他与满朝年轻的新贵，同班上下，自然也不是味道，不肯再作冯妇，自有文帝的办法，可以称得上两全其美。
不过，李穆对于国家大事，却仍十分关切。当时迁都议起，文帝不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按拓跋魏起于北方，自拓跋珪（即道武帝）时建都平城（今大同附近），始具规模。北魏势力圈逐渐向南扩展至黄河流域，至孝文帝时南迁洛阳。洛阳早已成为北方许多政权的首都。洛阳这个名城，位于洛水流域的小盆地中，虽有四塞之险，但规模不大，作为整个国家的首都，自然条件不够，而且历经丧乱，残破已甚，重加修缮，耗费甚巨，而不能适应统一国家的需要，迁都之议，是有理由的。但文帝不识天下形势，所以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李穆是懂得这个问题的正确途径的。因此，他上表具言我国古代建都地区的利弊得失，加以分析，他的结论，新皇朝应该迁都。他说：帝王所居，随时兴废，天道人事，理有存焉。始自三皇，暨夫两汉，有一世而屡徙，无革命而不迁。曹、马同洛水之阳，魏、周共长安之内，此之四代，盖闻之矣。曹则三家鼎立，马则四海寻分，有魏及周，甫得平定，事乃不暇，非曰师古。往者周运将穷，祸生华裔，庙堂官带，屡睹奸回，士有包藏，人稀柱石，四海万国，皆纵豺狼，不叛不侵，百城罕一。伏惟陛下膺期诞圣，秉箓受图，始晦君人之德，俯从将相之重，内翦群凶，崇朝大定，外诛巨猾，不日肃清，变大乱之民，成太平之俗，百灵符命，兆庶讴歌，幽显乐推，日月填积，方屈箕颍之志，始顺海内之请。自受命神宗，宏道设教，陶冶与阴阳合德，复育共天地齐旨……视听以革，风俗且移。至若帝室天居，未议经剏，非所谓发明大造，光赞惟新。自汉以来，为丧乱之地，爱从近代，累叶所都，未尝谋龟问筮，瞻星定鼎，何以副圣主之规，表大隋之德。窃以神州之广，福地之多，将为皇家兴庙建寝，上玄之意，当别有之。伏愿远顺天人，取决卜筮，时改都邑，光宅区夏，任子来之民，垂无穷之业，应神宫于辰极，顺和气于天壤，理康物阜，永隆长世。……丹忱所怀，无容噤默。（《隋书》卷三十七《李穆传》）时约为开皇五年，文帝览奏而嘉之，但仍犹豫未决。按迁都之议，苏威早已作过建议，文帝不接受，但对旧都窄小，渐有不便的感觉。时宫内传多妖异之事，太史奏其情况，文帝心意始渐活动，复阅李穆所上表，大喜，于是决定迁都，他说：“天道聪明，已有征应，太师民望，复抗此请，则可矣。”由此，隋文帝决定把首都从洛阳迁出，还是由李穆的表文而决定的。
岁余（大约在开皇六年前后），文帝特别下诏对李穆加以褒扬：礼制凡品，不拘上智，法备小人，不防君子。太傅上柱国申国公器宇宏深，风猷雅旷，社稷佐命，公为称首，位极帅臣，才为人杰，万顷不测，百炼精钢，乃无伯至之非，岂有颜回之二，故以自居寥廓，弗关宪纲。然王者作教，惟旌善人，去法宏道，示崇年德。自今以后，虽有愆罪，但非谋逆，纵有百死，终不推问。（同上）这封诏书，对李穆的推崇，可以说捧到了极点。但是后面几句，实在有点不伦不类。李穆如不赞助杨坚，则早在尉迟回之乱时，即可为之，但当时他力排子侄之异议，毅然站在杨坚的同一战线，到了杨坚帝业已成，即告老还家，不问朝政，岂有谋逆之理?而文帝在极端推崇的褒扬诏书中，还提到“谋逆”字样，足证文帝对李穆仍在疑神疑鬼中。也许他的不放心是对李穆的子孙说的，但此诏的对象，明明是给李穆的，因此他怀疑的对象，仍是李穆，文帝知人不明，这是一个例。
迁都建议的表章，是李穆关心国事的最后一件事，开皇六年，他便去世，享年七十七岁，当时已算是高龄了。他之善终，是他不参加文帝政府的明智之举。但他尚以不得亲自看到国家新都的迁定与陪侍文帝于泰山郊祀为憾。他的遗嘱，不谈家事，只提到这一点。他说：“吾荷国恩，年宦已极，启足归泉，无所复恨。竟不得陪玉銮，预金泥于梁甫，眷眷光景，其在斯乎。”他可以说是乱世时代的完人。
文帝闻李穆去世，身后的哀荣，自然给予最大的体面，诏派黄门侍郎监护丧事，赐马四匹、粟麦二千斛、布绢一千匹，作为治丧费用。追赠持节翼、定、赵、相、瀛、毛、魏、洛、怀十州诸军事、冀州刺史，赐谥曰明，赐石椁，前后部羽葆鼓吹辒辌车，百僚送丧至郭外，诏太常卿牛弘赍哀册，祭以太牢。终隋之世，饰终典礼之隆重，未有过于李穆者，他真是死了还交好运，这也是并州附坚与入朝辞官的效果。试问在他生前，文帝能以持节十州军事与冀州刺史的要职给李穆吗?
李穆的长子名惇，先卒，故惇子筠以承重孙的地位于开皇八年袭爵。李筠，性颇吝啬，得罪于叔父李浑，浑竟以此故，派其兄子善恒袭杀之，这是文帝仁寿初年的事。缉捕凶手未获，文帝大怒，尽禁其亲族的活动。筠生前与从父弟瞿昙有隙，李浑为了摆脱善恒的罪状，力证杀筠者为瞿昙，瞿昙竟被斩。筠后立谁为嗣，当时竟成问题，足证筠无后人。仁寿四年，建议讨论此事，苏威以筠骨肉相残，不义，不宜为之立嗣，文帝不许，所立之嗣乃被李穆幼子李浑所得。李浑被杀后，李穆之祀遂绝。以他的勋业与德望，其祀至孙而绝，这里看到的问题，是李穆对其嫡孙的教育不严，以致与宗亲之间不但无深厚的感情，而且发生残杀的惨剧，为李穆家庭教育之玷。以常情论之，穆以长子早亡，对孙宠爱过度，亦人情之常。
李穆共有十子除李惇外，尚有李怡，亦早卒。又有李雅，颇具识量，周世曾从元定征江西，军败被俘，得间遁归，封仪同三司。吐谷浑之役，从太子西征，率步骑二千督军粮于洮河，为敌所蹑，相持数日，雅患之，伪与言和!敌懈，乘势击破之，获赐奴婢百口，封一子为侯，授齐州刺史，杨坚为相时，转瀛州刺史以备胡，还授大将军，迁荆州总管，开皇初，晋爵为公。雅弟恒曾任益州刺史，爵封阳曲侯。恒弟荣，曾官合州刺史，封长城县公。荣弟直，曾任车骑将军，封归政县侯。直弟雄，官至柱国，封密国公，曾任骠骑将军。雄弟浑，是李穆的幼子，也就使人杀其侄筠而诬证瞿昙为凶手的唆使犯。不过在李穆诸子中他的才望均高，尉迟回乱时由京至并，劝穆亲杨坚，也是此公，足证他是一个有才无行的人。我国习俗，父母常常痛爱嫡长孙（就是长子正室所生的长子）和幼子。李筠与李浑就是此类地位的人，过于宠爱，以致失德，实为李穆家庭教育的遗憾。李穆之宠爱李浑，从以其为驻京代表一事中获得证明。驻京代表的地位，何等重要，李穆不派他子，而特派幼子，足证其爱护之深，亦足证此人实有其才能，此处不赘，下面另作介绍。
李穆之子，分掌兵权与分作地方主官，分布地区甚广，但他还有他的儿子李恂，李恂之弟李崇，李崇之子李敏，也都分掌兵权或任地方主官。朝野都有其子弟，其力量太大，自然为文帝内心所不悦。其对李穆尊而不亲，崇其最高的封号，而许其在家受国家大事的咨询，其中意义，我们可以想像得之。事实上，在李穆家居的时间，文帝并没有对他咨询过什么，迁都建议，还是出于李穆的主动，由此，益可说明文帝对李穆的虚情假意。因此，我们对李穆之见机知止，益佩其卓识远见。
李浑字金才，是一个美姿容，兼有美髯的伟丈夫。李穆任并州总管时，留于京中，办理联络事宜。尉迟回之举兵抗杨坚，杨坚深恐李穆生变，特令李浑急马赴并，传布他对李穆以腹心相寄的期望，李穆以熨斗授浑，并且期望杨坚能秉以熨平天下。杨坚大喜，并令浑至韦孝宽军中，以穆意示之。李穆并派兵由其侄李询及其弟李崇率领参加作战，李浑亦留军中参战。事平，因功授上仪同三司，封安武郡公。
杨坚称帝，进授象城府骠骑将军。晋王广出藩，浑以骠骑领亲信从往扬州。文帝仁寿元年，从左仆射杨素为行军总管，出夏州（古城在今陕西横山县西北，辖陕西北境及绥远鄂尔多斯之一部分）北三百里，破突厥阿勿俟斤于纳远川，杀敌五百余人，进位大将军。
李穆长孙筠卒，无后，仁寿初，议立嗣。李浑欲嗣爵，乃与其妻兄宇文述商议，如得袭位，当以食邑所入之半，每岁奉献宇文述。述利其所献丰厚，因向皇太子杨广建议：“立嗣以长，不则以贤，今申明公嗣绝，观其子孙皆无赖，不足当荣宠，唯金才有勋于国，非此人无可袭封者。”太子从之，奏请文帝立李浑为申国公，以为李穆之嗣。文帝许之，乃立李浑。侄死叔嗣，成为笑柄，乃作为李穆之直接传人以为掩饰。
李浑这个人，真是阴谋百出，有愧父德。既嗣之后，又累加光禄大夫，右骁卫大将军，而豪华奢侈，后房妾媵衣绮罗者达百余人之多。所许封邑之半献宇文述，两年后竟食其言，宇文述衔恨之。炀帝征辽东，术者安伽陀进言：当有李氏应为天子，建议尽诛海内李氏。宇文述知之，乃言于炀帝曰：“伽陀之言有征矣。臣与金才夙亲，闻其情趣大异，常日数共李敏（李崇子）善衡等日夜屏语，或终夕不寐，浑大臣也，家代隆盛，身提禁兵，不宜如此，愿陛下察之。”伽陀所言李氏，乃彼李氏（李渊），非此李氏，李浑虽素行不端，但并无反意，宇文述公报私仇，移花接木，小人之可畏如此，然亦浑应得之报也。炀帝心动，嘱宇文述搜集证据。宇文述乃唆使武贲即将裴仁基告李浑造反。炀帝立即命宿卫千余人搜李浑家，阖家寄狱，并令左丞元文都等治其案，但经数日之迫询，未得反状，更令宇文述穷治之。这一下冤家狭路，李浑惨了，但仍无反状可得。宇文述乃出李敏之妻（即其妹），温慰之曰：“夫人帝甥也，何患无贤夫?李敏、金才，名当谶，国家杀之，无可救也，夫人当自求全，若相用语，身当不坐。”敏妻请示如何可以免坐?宇文述告以下列言词：“李家谋反，金才尝告敏曰：‘汝应图谶，当为天子；今上好兵，劳扰百姓，此亦天亡隋时也，正当共汝取之。若复度辽，吾与汝必为大将军，每军二万余兵，固以五万人矣。又发诸房子侄、内外亲姻，并募从征吾家子弟决为五帅，分领兵马，散在诸军，伺候间隙，首尾相应，与汝前发，袭取御营。子弟响应，各杀军将，一日之间，天下足定矣。’”宇文述口授其内容，而令敏妻写状，由述亲持入奏，谓已得金才反状。炀帝览状，泣谓述曰：吾宗社几倾，赖亲家公而获全耳。因令斩李浑、李敏宗族三十二人，无论少长，都发配岭外。李筠以吝而获罪幼叔李浑而被杀，李浑以吝而被诬谋反，害了全族，临死还不知诬害他的是他的舅老爷和妻子，颇足为吝啬无行者之炯戒。
有隋两代，冤狱无数，如史万岁案，如高颎案，如虞庆则案，如贺若弼案等等，都是皇家与谗臣制造圈套，加以莫须有的罪名，使受刑人不知道到底犯了什么皇法，有什么事实的证明，令人死得心服口服。李浑案便是此类冤狱之一，宇文述所谓已得其状，完全是他编造出来的谎言，此案被杀之多与子孙连累之多，为上述各冤狱之最（按杀人最多者为杨玄感案，共三万余人，其中太半为枉死之徒）。小人用心之险恶毒辣，真使读史为之捏一把冷汗。
李询是李穆的侄子，李贤是李穆之兄，李询就是李贤的儿子。李贤仕周、官至大将军。李询为人，深沉而有大略，颇涉书史，识见宏远，饶有父叔之风。周世曾任纳言上士、内史上士兼掌吏部，以干济闻世。周武帝建德三年，武帝巡视云阳宫，拜司卫上士，委以京师守卫之责。周卫王刺承武帝不在宫的机会作乱，城门已闭，并焚肃章门，以阻宫中外援。李询时在宫中，益其火势，使贼不得入宫，这真是急中生智，也足以说明李询临危不乱的镇定。事平，武帝亦返京，知其经过，深加器重，拜仪同三司，任长安令，屡以军功，加位大将军，爵封平高郡公，当时已崭露头角了。
尉迟回反抗杨坚，李穆既决定亲杨坚，以并州兵参加攻回之战，其统兵大将即为李询，而由李崇以怀州兵会之。杨坚并任李询为韦孝宽元帅府的军中长史，与高颎协力同心，赞襄军事，卒获胜利，杨坚自此即以心腹视李询。回乱既平，进位上柱国，改封陇西郡公，赐帛千匹，并赠口马。
文帝开皇元年，引杜阳水（在陕西境内，殆为渭水支流）灌溉三趾原，即由李询督办其事，事成，民受其利，足证他还是一位水利家。以功拜检校襄州总管，在职年余，擢任隰州总管，职在防胡。在任数年，忽患病，征还京师，文帝非常关切他的健康，屡遣中使温慰，终告不起，卒于家，年仅四十九岁。询为李氏贤子，而寿命不长，不仅为李氏之不幸，亦当时国家之不幸也。文帝闻其卒，至深悼惜，以“襄”谥之。
李崇是李贤次子，亦即李询之弟，字永隆，胆力过人，英明果断而又有计谋。周初，以父勋，授回乐县侯，时崇年尚幼。拜爵之日，亲友多来庆贺者，而李崇不以为荣，反泣下数行。其父颇以为怪而问之。李崇答道：“无勋于国，而幼少封侯，当报国恩，不得终于孝养，是以悲耳。”他移孝作忠的志气，自幼已然，贤因而大奇之。
州刺史闻李崇有才德，辟为主簿。崇志不在此，辞而不就，而求为将兵都督。曾随宇文护伐齐，战功称最，擢仪同三司，未几迁小司金大夫，治军器监。周武帝建德初年，改任少侍伯大夫，不久又转少承御大夫，摄太子宫正。武帝平齐，以李崇参谋议，以功加授开府，封襄阳县公，食邑一千户，其后改封广宗县公，历任太府中大夫、工部中大夫、右司驭等职，周政府对李崇的器重，由此可知。
及杨坚为丞相，总掌内外军政大事，对于这位青年才俊，也极力拉拢，迁任左司武上大夫，加授上开府，转任怀州刺史，晋爵郡公，增食邑至二千户。怀州是后来河南省的河北三府之一，所谓河北三府，即卫辉、彰德、怀庆。怀庆是当晋东南出河南的门户，地位非常重要。彰德即邺城，旧为高齐首邑，周宿将尉迟回之防区，是东方的重镇。杨坚初以帝后之父而为丞相，周之旧将颇多不服者，尉迟回实为之首。我们从杨坚超任李崇为怀州刺史一点来看，他是赋予监视尉迟回之职的。可是李崇所要报恩的对象是原来的周政府，而不是由杨坚操纵作为踏上转移政权的跳板之伪的周政府。故尉迟回举兵抗杨坚，李崇颇有响应之意。但由于他的叔父李穆已决定支持杨坚，以并州兵相助。他不敢违抗叔父的意志，但颇不以为然。他太息地说：“合家富贵者敷十人，值国有难，而不能抉倾继绝，复何面目处天地间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叔侄二人对国家局势的看法之不同。李穆是鉴于周武帝的继位之人，即所谓天元皇帝及其子静帝，既庸，又昏暴，无人君的器量，支持这样的政府，徒增乱源，苦害苍生，周武帝的盛世，既渺不可期，只有另择可侍之主，以求国家的安定和人民的福祉。而李崇则仅从报答旧恩着想，所以他的对原有周室之忠，仅是愚忠而已。所以他虽然是一个有心计的人，但就大局着想，他的智慧究逊李穆一筹。他虽然碍于叔父的命令，举兵攻尉迟回，但他心中常常不愉快。他的态度之真正转变，尚有待于统帅韦孝宽的倾心相待和他兄长李询的善加诱导。最后，他终于在讨尉之役，出力作战。杨坚对他也推心置腹，在胜利过程中，已擢任他为上将军。平乱后，又授任徐州总管，进位上柱国。
文帝开皇三年，除幽州总管，盖已以御胡之责交付李崇了。时突厥犯塞，寇掠甚惨，李崇屡破之。奚、霫、契等慑于李崇之军略，争来内附。李崇已为隋政府在北疆建立其威望。不久，突厥又大举来犯，李崇率步骑三千拒之，兵力实在相去太远了，但李崇毫无法意，与敌战斗十余日，士卒伤亡极重，乃退保砂城，被突厥所围。砂城本属荒芜之地，是历代御胡的故址，已经不能算作是一个军事基地，无法可守。尤其困扰李崇的，是军不待食，饥渴交并。崇思得一计，乘夜进袭敌垒，务在得其牲畜，以解军中饥渴。初期，此计颇有斩获，使突厥生畏。稍后，突厥知其目的，夜中结阵以待之，崇军出袭，渐无所获，士卒且多受杀伤或死亡，生还者无几，最后只剩下一百多人，且多受重伤，不能再战。突厥意欲招降李崇，遣使告李崇云：“若来降者，封为特勒。”李崇知不能免于一死，谓其部属曰：“崇丧师徒，罪当死，今日效命，以谢国家。待看吾死，且可降贼，方便散走，努力还乡。若见至尊，道崇此意。”于是突起挺刃，杀敌二人，敌乃以乱箭射之，李崇死于军阵，壮烈哉。卒年仅四十八岁。这是李氏又一个贤良子弟的不幸。隋政府嘉其志节，追赠豫、邬、申、永、浍、亳六州诸军事，豫州刺史，以“壮”谥之。其爵由子李敏嗣。
李敏是李崇之子，字树生。文帝因其父死于国事，厚养之于宫中者甚久。及长，美姿容，善骑射，兼通音律，歌舞管弦，无所不能。周宣帝后，即杨坚之女，封为乐平公主，其女娥英，亲自选婿，自隐于帷中，令贵介子弟，集于宏圣宫，先使他们自述其家史，次令他们比试武艺，不合者，引出宫门。贵公子前往试技者，日以百数，皆不合，至李敏而一试满意，即成婚配，于是李敏便做了隋文帝的外孙女婿，即宇文述所谓“夫人帝甥”是也。婚礼至为隆重，李敏成假一品官，所有仪节，悉照帝女出嫁例行之。可知文帝对于这位由外孙女亲自选中的外孙女婿之重视了。
文帝将赐宴，娥英夫人对李敏说：“我以四海与至尊唯一女夫，当为求柱国，若授余官，汝慎无谢。”李敏进见文帝，文帝大喜，亲拂琵琶，令敏歌舞。文帝更加欢喜，问他是什么官职。李敏答称“一白丁耳。”文帝乃令授仪同，敏不拜。文帝知其不满意，改授开府，李敏仍不拜。文帝乃曰：“公主（娥英之母）有大功于我，我何得向其女婿而惜官乎?”乃授柱国，敏拜谢，并舞蹈于文帝之前而娱之。于是李敏便做了隋政府的柱国，食邑一千户，皆娥英一席话之效也。此后，历授蒲豳、金华、敷州等刺史，均不莅任，常留京师，出入宫闱，侍从游宴，所赐常超于功臣。文帝游仁寿宫时，曾以岐州刺史任之。
乐平公主将卒，托孤于炀帝曰：“妾无子息，唯有一女，不自忧死，但深怜之。今汤沐邑，乞回与敏。”炀帝从之，食邑增五千户，摄屯卫将军。杨玄感叛乱既平，筑大兴城，便是出于李敏的建议。其后任为将作监。
大业十年，炀帝东征高丽，命李敏督军粮于黎阳。时忽有谶纬之说，谓李氏将王；又有人以敏一名洪波儿帝，疑洪字当谶，他又姓李。宵小摭拾其事，奏闻炀帝，炀帝希望他自己裁决。李敏乃大惧，屏与李浑相谈，李浑之仇家宇文述因唆人奏称李浑、李敏将反，炀帝乃令宇文述穷治之，苦无证据，难于定狱。宇文述乃出李敏妻娥英夫人亦即宇文述之妹于狱，以必死胁之，以求生诱之。娥英究竟是胆小贪生的女子，请宇文述指示求生之道。宇文述乃编造一套李浑、李敏谋反的谎言（见前面的《李浑传》），要娥英亲笔记录下来，由宇文述上奏炀帝。即作为李氏谋反的罪证，李氏阖族，或被诛戮，或遭发配，其反是子虚乌有之事，其罚乃天下至惨之事。李敏以妻而骤贵，李氏亦以其妻而破灭。李敏死时，才三十九岁耳。
这位娥英夫人，亦即史所称之宇文氏，真能以其遵照其兄宇文述所编的谎言作证而能获生吗?这是大家关心的事。这篇谎言的内容，知道真相的只有宇文氏，而宇文氏又与炀帝为至亲，留此唯一能揭破谎言的活口，一旦被炀帝知道，宇文述还有活命的机会吗?杀人灭口，是阴险小人的惯伎，宇文氏却不知道她的生路是极短暂的。案事办结，便是宇文氏的死期到了，她是被鸩毒死的。她的一纸伪证，害了夫婿的全家，她是死有余辜的李家大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