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6-12-01
蒙古原是中国北方的游牧部落，元帝国是由蒙古贵族建立的封建帝国。公元1206年，蒙古勃儿只斤部领袖铁木真统一漠北高原诸部落，建立蒙古国，自称成吉思汗。
公元1260年世祖忽必烈在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地主阶级支持下，据汉地建国称汗，建元中统，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改国号为“元”。公元1279年灭南宋，统一中国。公元1368年，被朱元璋领导的队伍所推翻，前后计九十七年。
元建国后，农业生产受到应有的重视。忽必烈在位时，鼓励兴修水利、垦辟荒田，禁以农田为牧地、牲畜践踏农桑，颁发农书，严禁杀掠，多次颁布放奴为民的诏令，以恢复遭到破坏的农业生产。因此，经过劳动人民的辛勤努力，北方农业逐渐得到恢复，南方和边疆的农业也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
元朝商业发展更迅速。究其原因，从客观上说，(1)元灭南宋前，南宋的商业已有较大发展，元朝商业经济有良好的基础。(2)元朝地域广阔、国家统一有利商品流通。(3)元朝航海技术的进步和造船业的发展，促进了海上贸易的发展，而海上贸易对国内商业的发展又有着重要影响。(4)元朝实行纸币制度，纸币便于携带，有利于商品流通。从主观上说，元朝统治者格外器重西域商人，还吸收大量商人参加统治集团，国家在商人的影响和左右下，商业受到重视。此外，统治者奢侈的消费，也刺激了商业的发展。总之，全国的统一，农业和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航道的沟通，纸币的发行，都有利于商业的发展，造成了元代商业的高度繁荣。
在元朝的政治制度中，还保存着蒙古旧的奴隶制的残余，又部分地吸收了辽、金和南宋的旧制。元朝将这些制度揉杂在一起，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治制度。
元朝实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央设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牢牢控制行政、军事和监察大权。在地方则设立十一行省，以控制地方军政大权。行省之设，奠定了以后各代的行省制的基础，是中国行政区划和政治制度沿革上的重要事件。
元朝统治者为适应和强化对各民族的统治，将各民族分为四等，即蒙古、色目、汉人、南人，从而形成了以蒙古贵族为中心、各族地主阶级参加的统治集团，对各族人民进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
元朝赋税的特点
元朝的赋税制度同国家的经济、政治制度一样，是中国封建社会赋税制度的承继，但它又有许多特异之处，并有力地反作用于经济和政治，对元朝的兴衰有着重要的影响。
元朝赋税的突出特点是南北异制。不仅田赋南北异制，其它赋税也南北各异。就是同一地区的赋税，制度也有很大差别。造成这种差异的因素很多，其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元朝统治者征服各地的时间不同，只能因时立制，不可能强求统一。
第二，元朝幅员辽阔，各地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风俗习惯不尽一致，因此只能因地立法，不能强求制度上的统一。
第三，赋税制度的差别，有利于元朝对各族、各地人民实行分而治之的封建专制。元朝具有强烈的民族压迫色彩，统治者不仅在政治上给蒙古族以各种特权，在赋税方面，也给以各种优惠。元朝赋税的另一个特点是，商税和盐税较之以前各代有所发展。元代由于商业的繁盛，使商税无论是品类还是数额都有明显增加，成为元朝财政的主要收入之一。
赋税征钞，这是元朝赋税的又一特点。在以往各代，赋税一般以实物缴纳，虽然也有征钱的情况，但不是普遍现象。元代则不然，赋税大部分征钞。这是因为元代货币经济发达，国家以钞为法定通货的原因。在当时，赋税征钞给人民带来了一系列不良后果，随着钞币的贬值，赋税的加重，人民受害不浅。
元朝各族人民的赋税负担
元代统治者为满足日益浩繁的财政支出，加强对各族人民的财政搜括。自世祖至元至文宗天历的七十年间，国家赋税不断增加，如盐课增加二十余倍，茶课增加二百四十余倍，商税亦增加近十倍。而官吏的额外苛敛更使民不堪命。在元朝统治者的残酷掠夺下，人民的生活状况是十分凄惨的。有人对家有百亩土地的自耕农算了一笔帐：“父母妻子身计家五口，人日食米一升是周岁食粟三十余石，布帛各人岁二端，计十端，絮二斤，计十斤，盐醢醯油一切杂费，略与食粟相当。百亩之田所出，仅不能赡，又输官者，丝、绢、包银、税粮、酒醋课、俸钞之类。农家别无所出，皆出于百亩所收之籽粒，好收七、八十石，薄收则不及其半，欲无冻馁得乎”有田百亩之家，尚且如此，无田佃户的生活，就可想而知了。
蒙古贫民的生活，也不比汉人好些。有些蒙古贫民不堪忍受奴隶主的剥削压迫，纷纷南下，成为无衣食之给的贫民，有些蒙古贫民被贩卖出海，有的则沦为汉人地主的奴婢。
人民为了逃避沉重的财政负担，或逃亡流徙，或啸聚山林，与官府对抗；商人有时被迫罢市以抗苛税。最后，终于爆发了以白莲教为主的农民大起义。
田赋与徭役
蒙古国建国之初，税制不备，统治者所需，全靠奴隶的从给或掠夺其他部落、其他地区的财产；军队则自备钱粮，征战时，队伍的后面跟随大批马、驼，以供给军将士的肉、乳，并随处掠掳，作为军食的补充。以后随着四方征伐的需要，到世祖忽必烈时，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封建赋税制度。
元代的田地，主要分为二类，即民田、官田。民田绝大部分为地主和蒙古贵族所占有，贫民百姓占有的土地甚少，而且常有被兼并之虞；官田包括皇亲、贵戚的食邑，作为官俸补充的职田，作为学校师生禄廪的学田，赐给寺亩道观的寺田和供作军粮的屯田。屯田又有军屯、民屯之别。民田征税，官田收租。因元朝土地管理混乱，故终元之际，无完整的土地统计数字。
元朝建立以后，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富豪势要之家兼并细民百姓之田，诸王贵戚强占农田为牧地，致使百姓逃亡，土地抛弃。为扭转这种状况，统治者多次下诏，令豪富、诸王勿得兼并，同时下令富民减且以佃。这诏令，往往只是具文，但国家以法令形式令富民减租，这在元朝以前的史籍中是罕见的。
元代的户籍制度十分繁杂，为历代所仅见。元朝盛时有户一千四百余万，口五千九百八十余万。统治者将全国人口按民族分为四等，即蒙古、色目(西域各民族的统称)、汉人(原金地的汉族)、南人(原南宋统治下的汉人及其他少数民族)；根据职业上的区别，分为军户、站户、匠户、僧道户、儒人户、种田户等多种；根据社会地位分成官户、民户、驱丁户等；按籍户的先后分元管户、交参户、漏籍户、协济户等；按科差负担额分丝银全科户、减半课户、止纳丝户、推丝户等等。每户等的政治待遇不同，赋役负担差异很大。
为了便于对户口的控制和赋役的征发，在元代，建立了一套赋役册籍。据史书记载，元至正二年的浙江海右道绍兴路余姚州就曾登记过多种册籍。“其画田之形，计其多寡以定其赋，谓之流水不越之簿；又画图，谓之鱼鳞等次之图；其各都田亩，则有所谓兜簿者焉；至于分其等第，以备科差，则又有所谓鼠尾册恶。”其后，至正十年秋浙东廉访使董守悫在浙东均役，“以一正属民履亩而书之，具其田形疆畎，立名甲乙，比次以上官，按故牍而加说核之，曰鱼鳞册，以会田；另为右契子民，使藏之，曰乌由，以立业；其征之所会，曰鼠尾册，以治役”。国家凭借这些册籍控制土地、户口，征发田赋、徭役。
元代的经理之法
元代实行经理之法，旨在括隐田，增赋税。世祖之初，曾多次进行括田，履亩征税。这种括田，虽有增加田赋的意义，但以均平田赋为主。至延 元年(公元1314年)用铁木迭儿奏议，实行经理法。首先张榜，晓喻百姓，限四十天内，将其家所有田产田赋，自己向官府呈报，如有作弊的，许人告发，告发得实，或杖或流，所隐田产没官。这种经理办法，虽然清理出部分田产，增加了田赋收入，但由于期限促迫，官史贪苛用事，富民黠吏并缘为*，往往以无作有，虚报于官，致使民不聊生，并激出以蔡五九为首的农民暴动事件，后来不得不停止无作有，虚报于官，致使民不聊生，并激出以蔡五九为首的农民暴动事件，后来不得不停止。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