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外物篇》有 “老莱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一段，其一百八十三字。庄子书上，凡老子皆称老聃，而此处不称老聃，可知老莱子另是一人。 《战国策·齐策》引道德经第三十九章，《魏策》引道德经第八十一章，皆称 “老子曰”；但《楚策》引老莱子语，不称“老子曰”，可知老莱子不是老子。 《汉书·艺文志》： “老子邻氏经传四篇，注，姓李，名耳”；又：“老莱子十六篇，注，楚人，与孔子同时”，分明不是一个人。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楚则老莱子”，可见司马迁早已认为是两个人。 《史记·老子本传》： “老子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又言：“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
可见书非一种，人非一人，显然有区别。 《韩非子卷十·内储说下·六微第三十一》：“权势不可以借人……其说在‘老聃’之言失鱼也”。其后又加解说：“势重者人主之渊也，臣者势重之鱼也。鱼失于渊而不可复得也，人主失其势重；于臣而不可复收也，古之人难正言，故托之于鱼。赏罚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壅主。故君先见所赏，则臣鬻之以为德；君先见所罚，则臣鬻之以为威。故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以上是解说道德经第三十六章末二句，明明白白的把“老聃”二字提出来了。 《韩非子卷七·喻老第二十一》也同样引此二句：“势重者人君之渊也。 ……故曰，鱼不可脱于渊。赏罚者邦之利器也。……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解说与前大致相同。不管他解说的对不对，总可以证明道德经确是老聃所作。为什幺不用“老聃曰”而用“故曰”？因本篇标题“喻老”二字已很明显，故不必再重复其辞了。 《韩非子卷十八·六反第四十六》：“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这两句在道德经第四十四章) 。以下都是韩非子批驳老子之说，显然与老子意旨不相符合，但也能够证实道德经是老聃所作。 《韩非子卷六·解老·卷七·喻老》这两篇完全是引道德经上的辞句，并且都加以 “故曰”二字。两篇中共计约有一百个“故曰”。所谓“故曰”，就是指老子所说的话，因为两篇标题早己表示出来了，我们还能够怀疑吗 ? 老子当然就是老聃，难道还有第二个老子吗？ 《庄子第三十三·天下篇》： “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欲；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 ( 此六句在道德经第二十八章 ) 。即此可以证明道德经是老聃的著作。《庄子第二十二·知北遂篇》： “故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道之华而乱之首也” (此五句见道德经第三十八章) 。所引末一句，较今本老子不同。考《韩非子：解老篇》所引前四句，多四个 “失”字，亦和今本老子不同。我想《老子、庄子、韩非子》这三部书都是秦始皇焚书以前的作品，到现在已有两千多年，经过无数次的传钞和翻刻，彼此字句略有异同，才是各存真相，若一字不差，反而令人怀疑了。 《庄子第十·肤箧篇》： “故月，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此二句见道德经第三十六章) ，下面接着自己解说一句 “彼圣人者天下之利器也”，与《韩非子》所谓“赏罚者邦之利器也”，其意义完全两样。我们今日只求能够证明道德经是老聃所作已足，庄韩二解，谁对谁不对，可以不去管它。 《说苑·敬慎篇》： “韩平子问于叔向曰，刚与柔孰坚 ? 对曰，臣年八十矣，齿再堕而舌尚存。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驰骋乎天下之至坚 (道德经第四十三章) 。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搞 (道德经第七十六章) 。因此观之，柔弱者生之徒也，刚强者死之徒也 ”。叔向即羊舌肿，春秋时晋国人，与郑国子产同时。在那个时候，他也引 证道德经上的成语，认为是老聃之言，可知老聃著书时还在叔向和子产以前，假使在他们以后，他就无从引证了。因此可以断定著道德经者确是春秋时代的老聃。《说苑》是西汉刘向所校。刘向是公元以前的人，在当时最称博学，他既采录了叔向引证老聃这几句话，可知他对于老聃著道德经这件事没有什么怀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