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笔记《清类稗钞》记载这么一件轶事：
蔡毅若观察锡勇，以幼童入广东同文馆习英文，其后，选送京师同文馆肄业，偕同学入都，抵馆门，方下车卸装，见一长髯老翁笑而相迎，慰劳备至。遂道之入，引观各室，每至一处，则告之曰：“此斋舍也，此讲堂也，此膳堂也。”指示殆遍。其貌温然，其言蔼然，诸生但知为长者，而不知为谁也。老翁询诸生以已否午餐，诸生答曰：“未。”老翁即传呼提调官，旋见一红顶花翎者旁立，貌甚恭，诸生始知适所见者，乃相国文文忠公庆也。
此段文字将“文祥”误写为“文庆”。文庆亦为晚清满族高官，但1956年即去世，谥文端，此时同文馆尚未兴办。蔡锡勇几位来首都进修的广东学生，开始大概以为那位给自己当向导、参观教室、宿舍、食堂的和蔼长者是门房老头吧？等了解到此人竟然是总理衙门大臣、军机大臣、大学士瓜尔佳·文祥（即尊称相国），估计惊讶得下巴快掉下来了。要知道，他们的地方长官广东巡抚来京见到文祥都要跪拜的。
这段故事说明文祥如何礼贤下士，平易近人，也能说明他对同文馆的重视。文祥字博川，号文山，满洲正红旗人，进士出身，是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领导者之一。是旗人中的能吏，勤勉正直，为官清廉，生活俭朴，在中枢达十五年之久，为慈禧太后和恭亲王特别倚重。作为总理衙门的直属机构、专司培养洋务人才的同文馆就是在他会同恭王奕䜣所奏请，于同治元年（1862年）设立。课程开始时只设英文，最初由英国传教士包尔腾任教习，后来增设法文、德文、俄文、日文。同治六年又添设算学馆，教授天文、算学。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总管校务近三十年。
这样一所高规格的学校，其办学条件是非常好，学生的待遇，今人难以想象。著名的戏剧理论专家齐如山是同文馆肄业的学生，他在回忆录中讲述了这所学校学生所受到的优待，学生不但免学费，而且每月发津贴（膏火费）。
“初进馆每月三两，学一二年之后，洋文有成绩者，则增至六两，再过一期增为八两，后增为十二两，彼时每月十二两银子，这个数字是很大的，一个翰林，给中堂尚书家教读，每月最多也不过八两银子。”
著名作家老舍的父亲是京师护兵营一名士兵，庚子事变时抵抗八国联军战死。他每月的薪水三两银子，要养活一大家子。
生活待遇之高，亦令人咂舌。齐先生回忆：
“除不管衣服外，其余都管，所谓煤油蜡烛，微如纸媒洋火等等，都由馆中供给。饮食最优，六个人一桌，共四大盘，六大碗，夏天一个大海，还有荷叶粥果藕等等。冬天则无大海，而添一个火锅。盘碗中的菜不必说，单说这个火锅，共分三种，任凭学生点要，一是什锦锅，二是白肉锅，三是羊肉锅，所有各种羊肉片、鱼片、肝片、腰片及鸡蛋冻豆腐等等，合着一切作料应有尽有，总之跟从前北平正阳楼一样，吃不够再添。这还不算，如果不愿吃，仍可随便要菜，不但此，倘有熟人来亦可留饭，也是随便要菜，不但吃饭一文钱不用花，连赏钱也没有。从前有好几位外国教员告诉我说，世界上的学校，没有待同文馆的学生更优了。”
想一下当时大清国弱民穷，多少百姓食不果腹，在死亡线上挣扎。这所帝国花大本钱培养洋务人才的学堂，教学效果如何呢？可以说很差。光绪八、九年间，清廷因为西北科布多地区与沙俄交涉，有一件俄文文书需要翻译，军机处让同文馆选七个学生去考试，大概择优作为译员。其中一人学了十三年的俄文，其余六人也学了七年。可一考试呢？只有一人能把俄文字母都念全，其余成绩最好的，只认识一半字母。军机处大怒，行文同文馆训斥，文中云“学洋文十余年之久，竟连字母都不认识，殊属不成事体”。齐先生回忆说：
“按创办同文馆的年代及耗费款项，都应该有很好的成绩，而且在光绪中叶以后，上海的广方言馆及广东的同文馆，两处的优秀学生，都要经考试送到北京同文馆，持续肄业，此名曰升学。照这种情形说，本应该训练或造就出来许多外交人才，但可以说是没有。外交官还有几位，而够得上外交家的，是一个也没有。”
真是播下了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分析其原因，大致有三端。
一是学生源质量良莠不齐，其中学渣较多。同文馆设立之初，学生先从旗人中选拔。我以为这是中枢的满蒙亲贵为抑制住湘淮系为代表的汉族官僚队伍刻意为之。洋务运动后，清廷在中枢新成立的机构，都以旗人为主角，汉人顶多是敲敲边鼓。如神机营、海军衙门，总理衙门及其同文馆亦如此。大概朝廷的意思一是重点培养旗人中的精英，二是像同文馆这种优厚的待遇，等于给旗人子弟一条出路。可是当时旗人经过两百多年的体制圈养，子弟普遍是颓废、荒嬉，没有上进心，近乎一个“特权废物集团”，再加上其人口基数相比汉族人太小，能涌现出的人才自然也会小得多。
而当时旗人的保守比汉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文馆去旗人中招学生，几乎没什么人报名，大伙普遍认为学洋文，和鬼子打交道，那是辱没祖宗的，一家有子弟进同文馆，这家人便被亲戚和街坊瞧不起。后来不得不向各旗主摊派，旗主强迫一些穷人家的孩子或一些愚笨的旗人青年进去充数。旗人招不满才开始招收部分汉人。齐如山出生于直隶高阳大族，祖父和父亲都是进士，和大学士、军机大臣李鸿藻是同乡、世交和姻亲。有一次其父去拜见李鸿藻，李鸿章得知齐家大儿子已经二十岁了，就说不要再学八股文了，进同文馆吧。齐如山的父亲很开明，明白将来八股文没用，要有和洋人打交道的知识，正琢磨门路让儿子进同文馆，听大喜，就让李鸿藻打了个招呼，大儿子齐竺山进了同文馆。他本来想让二儿子齐如山一起进馆学习，只是觉得一下子开后门让两个儿子进去，为难中堂大人。
后来才了解，当时生源不足，别说两个人，就是七八个人，李鸿藻一句话都可以进去。齐如山因此晚了几年才进同文馆学习。像这种出生于汉族书香门第的读书种子，进去后马上名列前茅，年年拿头等奖学金。齐如山说他大哥无论怎么考试，总是第一。
到了光绪年间，国人眼界略开，学洋文、吃洋饭已经不是那么丢人了，一些穷苦子弟（还是以汉人为主，特别是广东、上海等沿海地区的）争着报考同文馆，才有像样的入学考试，生源有所改观。美国人丁韪良任总洋教习后，进行了整饬，曾经有一次40个学生被淘汰掉34个。但在那种大背景下，同文馆教学成就依然相当有限。
齐如山在回忆录中还讲到庚子年一件令人发噱的事。义和拳进京师占各衙门设坛，同文馆亦不免，学生和教师早作鸟兽散。占据同文馆的义和团首领竟然拿总教席的洋文大印盖章颁布军令，他说这是洪钧老祖赐给的印信，上面刻的是天文。没有敢告诉他那是洋文，如果说出真相非被大师兄杀了不可。
比较同时期日本人开办学堂学习洋人和现代科学，两国产出比之差别不可以道里计。原因吗，相比大伙儿都明白，清帝国的腐败已经是整体的、系统性的，不可能存在清朗一角，何况本来就是个官办衙门的洋务人才养成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