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社会融入主要包括经济、社会和心理三个方面。其中，经济层面的融入主要是城市就业和收入，也就是职业上的转换；社会层面的融入主要是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大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举止方面的市民化；心理层面上的融入主要是自我认同和心理归属。其社会融入实际上是二元经济结构、二元社会结构和二元心理结构的逐步消解的过程，即在经济上，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变；在社会上，从农民向市民、外地人向本地人转变；在心理上，包括认同和归属两个方面的转变。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经历了从“流入到生存、适应再到融入”的过程，也有学者将其概括为“经济生活的立足阶段”到“社会行为适应阶段”，再到“现代心理认同阶段”的逐步递进深入过程。其中，经济生活的立足是其城市融入的关键因素，其次就是社会交往与文化生活，包括人际交往、语言文字、培训学习、社区参与、休闲娱乐和节日庆祝等行为适应，最后是心理感受，包括生活满意度、留城倾向、心理认同感和归属感等。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过程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特点。权威报告显示，农民工群体正在发生着三大转变：由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由城乡流动向融入城市转变；由谋求生存向追求平等转变[4]。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不仅包括其城市适应，更指的是其最终“沉淀”于市民社会中，成为新市民。如果说以汉族为主的农民工主体在经济、生活上已经基本上“融入”或“卷入”了城市社会，那么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农民工）只能说是部分地“融入”或“卷入”城市社会。与汉族流动人口相比，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职业、社会交往、语言、风俗习惯、心理等方面的社会融入程度相对更低。
社会融入（social inclusion），也称社会融合，是国际移民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国际移民理论认为，由于迁入地与迁出地的文化差异，移民往往会出现一种“非整合”现象，即移民在迁入后一般表现出马赛克般的群体分割、文化多元主义和远离主体社会的三种生存状态。由于移民与东道主社会之间存在严重的社会差异和社会排斥问题，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欧盟、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围绕移民的社会融入问题纷纷开展了有关政策的制定，出台了许多相关的研究报告。早在1995年，联合国哥本哈根社会发展首脑会议就将社会融入作为社会发展三大领域之一，要求各国采取行动，切实推动社会融入。会议指出，社会融入的目的是创造“一个人人共享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有权利与责任，每个人都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作为一个综合而有挑战性的概念，社会融合不只是具有一个维度或意义。虽然社会融入的概念很难界定，但有学者认为尽管如此，它依然是可以定义的，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层面：社会融入既是一个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结果；社会融入是一种个人的和群体的现象，包括态度以及行为的改变；融入包括整体性融入和差异性融入，后者就是对主流社会的选择性适应。移民融入问题，应该说是世界各国均会遇到的共同性问题，所不同的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面临的更多是跨国移民融入本土社会的问题，而中国则主要是外来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问题社会融入主要指外来人口进入流入地之后，不断地在就业创业、娱乐消费、语言文化、社会交往和心理认同等方面作出种种调适，在适应自身所处的生存环境的基础上与周围社会逐渐融为一体的过程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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