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被学术界公认为“三百年来仅此一人”、“教授中的教授”。这没有问题。不过坊间流传的是陈先生外语如何好，这就有点不严肃了。历史学家厉害就厉害在他的创见与理论是否还能引起今天学者的重视。
郭沫若，撇开他身上文学家的身份与文革中的不佳传闻。也可以称得上是历史学家。尤其是甲骨文与历史专题研究方面，卓有成效。
尤其有意思的是，1949年后，陈寅恪被称为资产阶级历史学家，郭沫若这个无产阶级历史学家当然要超越他了。
1953年郭沫若邀他进京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被拒绝。
1958年，郭沫若发表了《关于厚今薄古问题》等文章。郭沫若在自己的文章中说：“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只偏重史料，我们对这样的人不求全责备，只要他有一技之长，我们可以采用他的长处，但希望他不自满，更不能把他作为不可企及的高峰。在实际上我们需要超过他。就如我们今天在钢铁等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这话我就是当对陈寅恪的面也可以说。陈寅恪办得到的，我们掌握马列主义的人为什么还办不到呢？我才不信。一切权威，我们都必须超过他。”
在《再生缘》研究的成果发表上，郭沫若领先了陈寅恪。陈寅恪从1953年就开始研究《再生缘》，次年便完成著作《论再生缘》，但未能公开发表。据说康生想见陈寅恪，被拒绝。怀恨在心。康生见过《论再生缘》稿本后，说：“那个‘孟丽君’（《再生缘》中的主人公）可不能再宣传了，那里面讲打高丽，朝鲜方面有意见。”
郭沫若在1961年见过陈寅恪的稿本，也开始研究工作，不久便取得了新的成果，而且在学术成果的公开出版发行上创造一个纪录。从4月在《光明日报》发表《〈再生缘〉前十七卷和它的作者陈端生》开始，一年下来，他先后公开发表论文7篇。1962年初，总理曾经打招呼，不要再在报纸上讨论《再生缘》，以免由此伤害中朝友谊，在国际上造成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