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干乔（1903—1946），原名梁昭桂，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松口镇大塘村人 ，黄埔军校一期毕业；他早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投靠蒋介石，以研究反共政策而著名。
梁干乔父从农商，家产时值8000元，入可敷出，早年就读于梅州市梅县区松口国民小学、梅县区平山中学，后在乡担任小学教师。
1924年春随父赴广州经营商业，同年4月由国立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及广东大学法学院院长粱龙保荐投考黄埔军校，同年5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三队学习，先后加入了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历任黄埔军校教导二团排长，国民革命军第三师连长、营党代表、团附等职务。
1926年冬，梁干乔等一批黄埔军校一、二、三期毕业的同学被保送到原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其中就有后来与他并称为复兴社“十三太保”的同期同学萧赞育、贺衷寒、邓文仪；二期的郑介民、三期的康泽；另外还有张炎元，还有后来成为国民党宪兵创始人之一的张镇及抗日名将左权）。
在苏联，梁干乔最大的收获就是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主张，成为一名“托派”。
1928年11月7日，莫斯科举行盛大的阅兵式，梁干乔在活动中用俄语高呼支持托洛茨基的口号，当场被捕入狱，后被遣送到西伯利亚做苦工，其后他通过假护照并买通看守，逃回国内。
1928年12月，托派分子区芳、梁干乔、宋逢春、陆一渊等在上海召开所谓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小组织，自称“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选举了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史唐任干事长。1929年4月，创办《我们的话》，传播托洛茨基论述中国革命问题的观点。
马玉夫因未当上“中委”，竟去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告密，致使托派统一大会后不到一个月——1931年5月23日，托派中央机关即遭破坏，除陈独秀、彭述之、罗汉外，其他中央委员全被逮捕，五个常委，捕去四个，整个托派中央陷于瘫痪。 与此同时，梁干乔、陆一渊等四前往南京，投靠国民党特务机关，并公开发表声明，声称共产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
梁干乔“背叛”后，首先以曾是广州黄埔军校一期同学的身份，投靠戴笠，那时蒋介石正在筹组法西斯组织“复兴社”，戴笠正在为蒋筹建军统特务机构的前身“复兴社特务处”；于是，梁干乔就与戴笠等人结成“十人团”，成为军统特务组织最早的骨干；他还是筹备组建“复兴社”的“十三太保”之一；他在特务组织中，以研究反共政策著称，由于反共有功，受到戴笠的“器重”，一度任特务处南京总处的书记长，主持特务组织内部的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任特务处郑州办事处主任时，因企图发展个人势力，受到戴笠的忌恨和箝制，遂跑到西安，投靠胡宗南，任该部政治部主任，专门从事破坏陕甘宁边区延安的反革命活动。
1940年10月，梁干乔调任胡宗南在西安成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陕西省军队组训民众动员指挥部”参谋处处长，企图实行军民一体，逐步吃掉陕甘宁边区。 为此，梁干乔使出浑身解数，为胡宗南控制淳化、耀县地区效力，却不料1945年6月26日，梁干乔部的耀县警备营营长刘文化率士兵一部，向陕甘宁边区警备一旅三团二营投诚，与此同时，高里镇碉垒守敌一个排的士兵将敌排长绑了起来，也向赤水保安大队投诚。 胡宗南闻讯后，怒气大发，狠狠地训斥了梁干乔一顿，梁干乔本来就体弱有病，回家后即卧床不起，不久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