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6-12-15
“亲亲相隐”制度化对人民权利的保护
我们古代的“亲亲相隐”在孔孟时代只是伦理，还并未进入法律系统。后来随着中华法系的建设，为了维系这一社会，才被逐渐进入法律系统。于是后来，“亲亲相隐”的“隐”就有了隐匿、隐藏的意思。
西汉哲学家董仲舒以《春秋》决狱，从《公羊传》里面发掘父子相隐，并推广到养父子之间也要相隐。汉代桓宽写了一本叫《盐铁论》的著作，其中记录了法家和儒家的两个辩论：一个是盐铁是官营还是私营，儒家主张私营，法家主张官营；一个是对待亲人是不是要连坐，法家主张连坐，儒家反对连坐，保护恩亲，保护私领域。从《汉书·宣帝本纪》当中我们知道，从汉宣帝四年的诏书开始，中华法系正式明确保护父子之情、夫妇之道。因此，即使父子之间、夫妻之间犯了罪，你隐匿了，也是可以不受法律制裁的。不主张在法堂上，父子亲人相互举证，罪证要由公权力机关去调查，而不是拷打你的亲人取口供。在东汉末年有一条法律规定：“军队征的士兵逃亡，可以拷打他的妻和子。”这款条文被高柔等人反对，最终曹操下令废止。当时有人问：“曹公，你是不是想要坐天下啊？”曹公：“当然想。”“如若你想要坐天下，就要维护法的基础----亲情伦理，那就要废除这条法令。”
晋元帝时规定亲属间不得相互证罪。北朝继续扩大亲属容隐的范围，已经有“亲亲相隐”的法令。唐代时，中华法系有了一个非常博大的唐律系统。《唐律疏义》确立了同居相隐不为罪的原则，其相容隐的范围较之汉朝进一步扩大，形成了一个完备的规范系统。
到清代末年修法时，吸取的主要是德国法和日本法。民国建立之后，1915年修法，沿袭了《大清新刑律》。民国《六法全书》所规定的亲属匿罪、拒证特免权，都加入了新的时代精神，既重视培护亲情，又把亲情作为一种权利来加以保护，这是法律非常重要的一个继承，也是一个改革。德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第二项规定“正犯或共犯之亲属，为使正犯或共犯免受处罚而予以庇护隐匿者不罚。”日本刑法也有类似的法律条文。在全世界的法律规定中，对亲人互隐，都有相关的保护。
从伦理讲到法律，在传统社会中有各种不可控的因素，所以儒家申张的是老百姓的生存权、财产权以及弱者的权力、鳏寡孤独的权利，受教育权和参与政治权等等，这些就是儒家大道之所在，他可以更长久地维系人性的根本。清代末年，特别是民国时期的法制改革，使国古代容隐制和引进的西方特免权相融合，所以容隐制度是中国古代儒家留给我们的宝贵资源，结合这样的制度来处理我们现实的问题，一定可以使我们的法律制度达到一个更健康的层面。
湖北曾发生过一起佘祥林案。佘祥林当时是钟祥县的一位中年男子，他的妻子走失了，公检法为了提高办案效率，屈打成招，判定是他杀死了他的妻子。佘祥林的妈妈和哥哥为此心急如焚，找到临县的一个干部作证，说看到他的妻子疯疯癫癫地走了。佘祥林因此才没被处决，但也因此他的母亲、哥哥受到牵连，被关押，受到处罚，吃尽苦头。而最后，这个疯疯癫癫的妻子又回来了。当佘祥林被释放出来的时候，他的母亲已经去世了。这就是因为追求执法效率而伤害了人性。这样的寃案说明，如果没有对亲情权的保护，就会产生很多冤假错案。表面上看起来办案的效率低了，司法的成本增加了，但宁可如此，也不要去轻易地伤害亲情，因为这是公平正义、公序良俗的基础。
儒家和法家在执政理念上是不同的。为什么儒家讲长治久安？为什么在乱世孔子会被打倒，而治世时孔子又被请出来？因为儒家是讲长久、平稳、和谐的大道。但是法家为了效率，为了实现国家利益、行政效率的最大化，而不顾民众私领域的保护。因而儒法之争的过程中，儒家重视的是更长远的价值，这是社会和谐、道德昌明的基础，要保护人权与私人空间才是社会正义之所在。所以公私、义利、情法，不能将其截然分开，简单地对立起来去理解。看起来，父子互隐是中国古代的问题，实际上又是很现代很普遍的问题，这一主张看起来是偏私，实际上是大公。大家注意天理、人性、人情、法律的关系。父母子女之真情是符合天理的，符合人性的，这是高层次的，绝不要因外在一时的政治、利益关系扭曲了人性、人情，屈己从人，破坏源于天性的人性、人情。天理本于人情，又在人情中被反映出来。人情不是私情、情面。天理、人性、人情是高层次的，法律是低层次的，法律不能有悖人性、人情，更不能违背天理。刘宗周讲过，人情不同于“情面”的地方在于：“人情”虽然“就一己”但“不为私”；“情面”则表面上“就天下”但实际上却“不为公”。可见，“人情”其实是讲人的真实处境及其相应的情感，它是存在论的概念。因此，它不完全就是情感的东西，它是人性的体现，是真实处境下的真情实感，看似是私，但其实是公德之基。如此说来，人情之中有天理，天理就在人情之中。
“大义灭亲”与为什么不能以此作为法律之依据
以上我们讲的是“亲亲相隐”以及它的制度化和法制化，下面我们来说一下“大义灭亲”。刚才我们讲到儒家思想有非常多的层面，在私领域的过程中，在民事纠纷的范围内，不是大的问题就不宣扬、不举证、不告发、不去伤害亲情，这反而更符合族群、人类的长久利益；但在大的问题上，如事关国家安全的问题上，儒家又主张“大义灭亲”。当然，儒家从来不主张把大义灭亲作为法律的基础。“大义灭亲”是在面对国家安全问题，对公共领域里的公职人员提出的道德要求。“亲亲相隐”则是法律的依据。
《左传》有一条材料，孔子赞扬叔向这个人，说他是古代正直的遗臣。晋国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晋邢侯与雍子争赂田，久而无成，罪在雍子。雍子纳其女于叔鱼，叔鱼蔽罪邢侯。邢侯怒，杀叔鱼与雍子于朝。宣子问其罪于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因此孔子赞扬他“治国制刑，不隐于亲。”所以，孔子在面对不同问题的时候有不同的答案，所以我们要全面地去理解孔子，不是他不尊重法律。
还有一条材料是《左传·隐公四年》记载的卫国的故事。卫庄公的三儿子州吁很暴力，石碏是个重臣。他的儿子石厚，助纣为虐。庄公死，应该是由他的长子姬完来继位。结果，州吁和石厚杀死了继位的桓公，贿赂鲁国、陈国、蔡国、宋国来攻郑国。石碏就设计让陈国的国君假作结盟，要州吁和石厚去谈判，利用谈判的时机把他们抓起来。陈国的国君就带话给石碏，说你的儿子是胁从，没有死罪，你就不要杀他了。但是石碏还是派自己的家臣去把石厚杀了。孔子说，石碏是纯臣也，是纯正的臣子。可见孔子和儒家也是称颂“大义灭亲”的。石厚本来可以从轻发落，但石碏认为不能够徇私情，抛大义，就派人去杀死了儿子石厚。
“大义灭亲”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宝贵精神资源。如何来分析“大义灭亲”和“亲亲相隐”呢？为什么“大义灭亲”是值得我们从道德层面提倡的？而且刚才讲到了，大义灭亲一般是在公共事务领域，是对国家公职人员的道德要求，却不是对老百姓的要求。法律对老百姓的亲情与私领域要加以保护。我们一再讲到，法律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对亲情的保护，是对社会公序良俗、公共秩序最根本的保护。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最有权威的一位法律专家是谢觉哉，人称“谢老”。他说：“合情合理才是好法”。良法与恶法不同。当法和人的正当情感发生冲突时，法要顺应和保护人的正当的情感。一个健康的文化是不盲目地鼓励大义灭亲的。在私权和公权冲突的时候，法律应该保护的是老百姓的私权。为了国家民族的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为了建设更加文明的社会主义文化，保护人权，特别是公民的隐默权、缄默权、容隐权、家庭权、拒证权，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不仅在理论上来讨论，我们在现实上也做过一些努力。例如：允许亲属容隐举证，这可能会相应地增加司法成本，但是中国文化讲长治久安，我们不仅要考虑我们这一代，我们也要考虑我们子孙后代。我们建构一个合理的法律系统，维系亲情恰好是维系和谐社会的基础，所以法制部门可以调集公权力来取证，花更多的社会成本也不要去逼迫亲人供述。但是在涉及到贪赃枉法等公领域的问题时，我们虽然不是以大义灭亲作为法律的基础，但是这个界限还是要有的，因为我们的伦理系统非常丰富。退一步讲，即使是在调查、取证、审理贪官污吏的过程中，也要一依于法，坚持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原则，不要随意逼供嫌疑人及其亲人。
我们最近有一些讨论，我编了好几本书，都是对中西方法律伦理做的讨论，实际上也是一些现实问题。我提出的问题是，中国古代的书怎么读？我的一些论敌，如邓晓芒、刘清平等人，很多时候就没有将《论语》《孟子》等经典仔细地加以解读，特别是原文及经典性的注疏都没有读懂，非常简单化平面化地把公私、情法、情理等对立起来，甚至把私德讲成私利。而我认为，我们应该以复杂的眼光来看待宗教、伦理、道德、法律的问题，不要囫囵吞枣，一下子把一些东西用意识形态来将其桎梏，以为中国文化都是落后腐朽的；而事实上，儒家的礼乐文化、法律系统有终极性天神崇的背景，有非常丰富的治理社会的智慧。寡头的法制是不行的，它要有文化、宗教信仰等多层面的背景，结合起来才可以形成一个健康的社会。在现实层面，我与彭富春教授等又推动了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即2013年开始实施的、对核心家庭成员的容隐、拒证权有了一定程度的保护的条文。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当然还很不够。本回答被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