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人公涓生和子君都是五四时期年轻知识分子勇敢追求婚姻自主和个性解放的典型代表，子君曾发出过“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是那个时代反封建、反礼教的响当当的战斗性语言，标志着青年一代民主主义的革命觉醒。
这样的时代强音，并付诸了果敢的行动。但是他们的爱情最终以悲剧结局。原因如下,一,封建势力的强大，五四时期虽然出现了新思想新文化，封建思想意识并不是即刻就被一扫而尽的，它仍然在各个方面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在相爱之初，子君在涓生的心灵里，简直是圣洁的天使和女神，是一首美丽的抒情诗，同居以后，涓生对子君得以保持美感的距离消失了，现实主义代替了浪漫主义，这时子君开始为了生计而费尽心思，堕进封建主义夫唱妇随的深渊，慢慢的遗失了最初的个性和思想。
涓生才“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封建势力视青年自由恋爱为伤风败俗，涓生的失业加速了感情的分裂。但是子君所信奉的个性解放思想的局限性，也是造成悲剧的思想根源。
子君追求的知识恋爱婚姻自由，奋斗目标的实现，就把狭窄的小天地当作整个世界，把小家庭生活当作整个人生意义。这样，人的性格也就必然变得庸俗空虚，胆怯懦弱，爱情也因此褪色，这说明，离开了社会改革，妇女追求个人的自由幸福，是很难实现的。
二,知识分之个性解放的要求不可能离开社会解放而单独完成，离开了社会解放，无论他们曾经表现得如何坚决，他们的抗争终究是软弱无力甚至是一事无成的；另一方面也是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道路的奢求。
涓生的性格悲剧说明首要的是要比较清醒地认识，去掉幻想才能在严酷的现实中站稳脚跟，不失去“现在”才可能有“未来”。鲁迅先生通过他们二人的爱情悲剧深刻地指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追求个性解放的道路上呈现出的软弱性和动摇性，从而揭示出社会解放是个性解放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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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背景
“五四”时期，诉说婚姻不自由的痛苦，是许多青年的公意，争取恋爱婚姻自由已成为当时个性解放思想的重要内容。因此，20世纪20年代的小说创作，描写男女恋爱的占了全数的百分之九十八，其中最多的是写婚姻不自由。鲁迅对个性解放
的反封建意义，是予以充分肯定的，但同时也敏锐地发现隐藏在恋爱婚姻自由背后的危机。早在1923年底，鲁迅就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指出。妇女要解放应该用“剧烈的战斗”去争取经济权，“如果经济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当然完全是废话”。
到了1925年，鲁迅的世界观已处在根本转变的前夕，这时他则主张用“火与剑”的方式去彻底变革社会制度了。1925年10月写的《伤逝》，不同于当时流行的歌颂恋爱至上的作品，也不同于传统名著中以死殉情的悲剧。
鲁迅用小说的形式，把妇女婚姻和青年知识分子的问题跟整个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变革联系起来，以启示广大青年摆脱个性解放和个人奋斗的束缚，探索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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