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七“会议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的“四—二”反革命政变，表明中国资产阶级右翼已经退出革命。7月15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又举行了所谓“分共会议”，宣布正式与共产党决裂，表明中国整个资产阶级投入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怀抱。至此，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宣告失败，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极其残酷的屠杀。中国革命处于十分危急的关头。
在这种形势下，为了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确定以后革命斗争的方向，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汉口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出席会议者有正式中央委员十二人，候补中央委员三人，青年团中央委员五人，地方代表二人。会议通过了“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及“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最近职工运动的决议案”和“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并选举了党的临时中央政治局。
“八七”会议的主要功绩是
一、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了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撤换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会议指出陈独秀机会主义路线的根本错误，在于不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各阶级在革命中的不同作用，放弃了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特别是放弃了对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领导，因而招致了革命的失败。
二、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继续革命战斗，决定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这几个革命基础较强的省份，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的缺点是：只反右没有防“左”，没有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这就为当时正在滋长的“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会议没有认识到当时革命形势已处于低潮，没有认识到应该根据各地不同情况来组织正确的反攻和必耍的策略上的退却，以便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和革命力量，反而允许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的倾向。这种“左”倾情绪在“八七”会议后继续生长，到1927年11月党中央扩大会议时，就形成为“左”倾的盲动主义路线（第一次“左”倾路线）。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同志就到湖南去领导秋收起义，不久，就成立了红军第四军，建立起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六届三中全会
“八七”会议后，到1930年上半年，全国红军已发展为十几个军，近10万人，建立的革命根据地已有十多块。在革命根据地内，已深入地开展了土地革命斗争。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也有了恢复和发展。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党又遭受到第二次“左”倾路线的袭击：1930年6月，党的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同志领导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使“左”倾路线再一次统治了党的中央领导机关。李立三等同志过分地夸张了当时国内外形势的有利方面，错误地断定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因而决定立即组织全国中心城市举行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并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在这种错误路线的领导下，前后三个多月，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和工作遭到严重破坏，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也受到不少损失。
由于第二次“左”倾路线招致的重大损失和广大的干部和党员耍求纠正这一错误路线，1930年9月，在霍秋白同志的主持下，召集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4人，中央监察委员2人，地方党和青年团、总工会党团代表4人，共20人。会议分析了当前的革命形势，重新确定了党的任务，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并且改选了中央政治局，撤消了李立三等同志的领导职务，从而结束了第二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的统治。
六届三中全会的主要缺点是：对第二次“左”倾路线有调和、妥协精神（如否认它是路线错误，说它只是“策略上的错误”等）和对于其错误思想实质没有加以清算。但是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对于停止第二次“左”倾路线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并且六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央又进一步地指出了李立三等同志的路线错误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当时全党同志就应该在这些措施的基础上共同努力，彻底克服”左”倾路线的影响，做做好工作。可是在这时，党内一部分没有实际革命斗争经验的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在陈绍禹（王明）同志的领导下，却又在“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帜之下，起来反抗六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央，并且经过198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取得了中央的领导，开始了“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给党带来极其严重的损害。
遵义会议
自1930年底至1932年夏，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略思想指导下，连续粉碎国民党四次大规模军事“围剿”，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获得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正规红军增长至30万人。但自1933年10月蒋介石开始对红军第五次“围剿”时，党内第三次“左”倾领导集团否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军事路线，实行了错误的军事路线和其他错误政策，结果没有打破敌人的这次“围剿”，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不得不于1934年10月退出原来的根据地而举行长征。
“左”倾路线在退出江西和长征的军事行动中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处于被动挨打地位，遭受惨重损失。“左”倾分子的错误领导使党领导下的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陷于极危险的境地。
为了挽救在危险中的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当1935年1月长征到达贵州遵义时，中国共产党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清算了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通过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军事路线。决议指出：这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军事领导和战略战术上犯了重大错误，他们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和长征开始时，初则表现为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继则表现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最后则表现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二、改选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撤换了“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领导职务，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新的领导。
遵义会议的伟大历史功绩就在于：它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这样党就在长征的极端艰难危急关头，保存和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并保证党胜利地结束长征，挽救了党和革命事业的危机。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就一直在以毛泽东同志这位英明伟大的完全可以信赖的领袖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
瓦密堡会议
正当蒋介石国民党全力进行反人民内战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从1931年9月开始了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了“绝对不抵抗主义”，日本侵略者便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我国的东三省（1931年）、热河和察北（1933年）、冀东（1935年）。中国面临着亡国危机。中日民族矛盾的加深，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工人、农民、学生坚决要求抗日，民族资产阶级也逐渐转向了抗日方面。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号召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宣言，获得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取得了胜利，与陕北红军相会合，这就大大地巩固了陕北率命根据地，并有力地促进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涨。1935年12月由北京学生举行抗日救国大示威而开始的“一二九”运动，标志着中国革命重新走向高潮。
在这种形势下，为了根据已经变化了的国内新局势来规定党的新方针和新任务，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12月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
会议对当前形势进行了科学分析，确定了新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由于日寇吞并东北、华北并准备吞并全中国，“就把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充汉好、卖国贼的中国人，迫得走上一条唯一的道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在这种基础之上，便产生了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决议指出：“反日、反卖国贼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最高形式，就是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组织”，决定用“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代替“工农共和国”的口号，并规定了停止没收富农财产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新政策。决议还批判了党内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指出目前党内主要危险是“左”倾关门主义；决议最后号召全党为坚决实现党的新的策略路线和扩大与巩固党而斗争。
1935年12月27日，根据瓦窑堡会议决议，毛泽东同志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说明了党中央制定的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的正确性，并着重地指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这个统一战线中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作用和核心作用。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制定，是中国共产党在政策上的重大转变，它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民主高潮的发展。1936年12月发生了爱国的“西安事变”，蒋介石国民党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要求。在1937年7月7日寇发动“芦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国民党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不得不宣布抗战，并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此，中国革命便进入了神圣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时期。
洛川会议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争论，无产阶级同参加抗战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争论，已经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胜利的问题了。这时抗日战争中出现了两条相反的路线，即以国民党为代表的“片面抗战”路线和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全面抗战”路线。国民党的抗战路线，是把抗战引向失败的路线；共产党的抗战路线，是把抗战引向胜利的路线。由于国民党政府对抗战表现的动摇和实行错误的作战方针，在“芦沟桥事变”后不到一个月，日寇便迅速地占领了北京、天津、国民党军队在平津前线遭到严重失败。不久，国民党统治中心的上海、南京一带，也遭到日寇的大规模进攻。在这样的形势下，国民党被迫接受了共产党的建议，国共两党关于合作抗日的谈判获致了协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1937年8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于9月间进入华北前线杀敌。全国人民卷入沸腾的抗日救国热潮中。
在这种形势下，为了规定党在抗战时期的基本方针和任务，中国共产党于1937年8月末在延安附近的洛川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及“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会议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了党和国民党关于“片面抗战”和“全面抗战”的路线分歧及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对抗战的危害性，指出抗日战争将是“艰苦的持久战”确定党今后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
会议特别强调指出党在抗战中的领导作用和核心作用，决定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负担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并决定：在一切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会议同时决定在有利于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日战争的前提之下，争取全国人民所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并决定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
这样，洛川会议就明确确定了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责任和具体规定了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指出了一条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正确方向和道路。洛川会议闭幕后，华北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在共产党领导下迅速地发展起来，敌后解放区纷纷建立，中国解放区战场成为坚持全国抗战的重要战场。
六届六中全会
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实行了反人民的“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因而造成正面战场的严重溃败：到1938年下半年时，国民党已损失了近百万的军队，华北的全部和华中的大部几乎都沦于敌手。解放区战场则与此相反，由于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实行了“全面抗战”路线和独立自主的积极作战方针，因而在对敌斗争中取得了伟大胜利：从敌人手中收复了国民党军所遗弃的大部国土，解放了数千万同胞，开辟了敌后战场，挽救了抗战的危机，并迫使敌寇迟滞了向我正面战场的进攻，使抗日战争开始向相持阶段过渡。这时，八路军、新四军已由原来的四万多人发展为十八万多人，敌后解放区战场已成为坚持抗战的主要战场。但是，这时共产党内以王明（陈绍禹）同志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则对蒋介石国民党实行无原则的让步政策，他们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擅自在他们所负责的工作中（主要是长江流域）执行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因而大大妨碍了当时长江流域人民群众的发动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在这种形势下，为了总结一年多以来的抗战经验，批判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确定党在抗战时期的基本政策，中国共产党于1988年10月底到11月初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政治报告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的结论；最后，全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报告通过了“抗日民族自卫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政治决议案。
在毛泽东同志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详细地分析了当时的抗战形势，正确地规定了党和全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任务，指出抗日战争将过渡到相持阶段，并特别强调地提醒全党同志必须明确地认识并认真地担负起党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
全会批准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抗日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指出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决定了全党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
日武装斗争的方针，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批判了统一战线问题上的的迁就主义错误倾向，批判了那种把抗战的胜利寄托于国民党军队、把人民的命运寄托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合法运动的错误思想。
经过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使全党干部进一步地领会了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并基本上克服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七届二中全会
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连续对国民党反动派举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次规模巨大的围歼战役，消灭了国民党军的主力和精锐师团共约一百五十余万，取得了战争的基本胜利。在此全国解放的前夜，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8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三十四人，候补中央委员十九人。
毛泽东同志向全会作了报告。全会批准了自1945年6月党的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认为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全会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协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民主人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全会并批准了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时局的声明”及其所提八项条件以为与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与军事集团举行和平谈判的基础。
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根据对全国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分析，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便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运途。
报告详尽地分析了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现状，指出了革命胜利后国内的主要经济形态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其中社会主义经济是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党的经济政策是：优先发展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向现代化合作化的方问发展；利用、限制、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使之走向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变为社会主义国家。
报告还指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尚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因而必须加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工作。会议号召全党同志，继续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提高革命警惕性，防止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残余的破坏和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努力地学会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了党对取得全国胜利和在全国胜利后的基本政策，规定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