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思想是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产生的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华夷”之说,滥觞于上古时期生活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华夏族。华夏，亦作“诸夏”，是汉族先民或中国的古称，率先进入农业文明的华夏族，在与周边处于游牧乃至狩猎文明的其他族群交往中,由于文明发达程度高于其他族群而产生了一种优越感，从而萌发了“华夷”分野的观念，认为自己生息繁衍的地区是世界的中心，自称为“中国”，而视周边流播迁徙,居处不定的其他族群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史书上所谓的“南夷北狄,往来不绝如线”，就是这种“华夷”分野观念的反映。实际上，早期华夏族是部分夷狄蛮戎等民族的融合体，因此所谓的华夷之别，其实并不仅仅是民族和地域的区别，更是一种文化上的高低之分。古代人常以“夏”与“蛮夷”，或“华”与“夷”的对称，即以文化和种族来作为区分尊卑贵贱的标准，从而形成华夏优于夷狄的观点。而事实上在古代东亚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中，中国作为唯一的文明中心，一个野蛮民族中国化的程度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其文明的程度，华夷思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
华夏族在与周边各族群的交往中,友好往来是主流,也难免对抗与碰撞。 秦汉王朝是“华夷秩序”的形成阶段。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大帝国，他北击匈奴，筑长城以守之；南征北越,设郡县以治之；东临大海，遣使探访“蓬莱”；西和诸戎，消除后顾之忧；西南开五尺道，沟通对西南夷的交通。秦帝国虽然二世而亡，但上述这一系列重大举措，为“华夷秩序”的建立构筑了最初的框架和基础。
中华古代文明在汉代出现了繁荣富强的第一个高峰。汉武帝时国力强盛，大力开展对外经营。汉朝随着陆海对外通道的开辟，高度发达的中华文化传播四方。影响所及,各国纷纷遣使来汉王朝“献见”。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两汉王朝将“华夷”观念作为对外交往的原则。以中国为核心，以“华夷秩序”为指导思想的东亚古代国际关系体系,在两汉王朝时期开始形成并初具规模。最初纳入这一体系的国家,有东北亚的日本列岛上的倭奴国,朝鲜半岛上的三韩诸国,东南亚中南半岛和南洋群岛的一系列小国。
隋唐王朝是“华夷秩序”的发展阶段。杨坚建立隋朝，使中国结吏了长期的战乱与分裂割据而重新统一,为唐代中国的再度繁荣富强创造了条件。李唐王朝建立之后，中华文明进入了辉煌璀璨的第二个历史高峰。大唐帝国是古代东亚乃至全世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最发达，国力最强盛的封建帝国。它对亚欧大陆上的各个国家和民族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因此众多国家钦羡大唐的文明富强,纷纷遣使来朝，与唐朝进行政治交往、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加入“华夷秩序”体系。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在唐代得到了长足发展。其交往国家之多,规模之大,内容之丰富,均是前代历朝所不能比拟的。隋唐时期,中国的造船技术获得长足进步，大大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密切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联系，使“华夷秩序”不断向南方推进。唐代的对外交往继承秦汉以来历朝历代的传统，重点仍然是经营西域。但当“华夷秩序”在盛唐时期向中亚和南亚推进之际，地跨欧亚非三大洲势头正盛的阿拉伯帝国（中国史籍称为大食）及其伊斯兰国际关系体系，在向东扩张时，与大唐帝国及其“华夷”体系发生交汇与冲突。公元751年,阿拔斯王朝的呼罗珊总督阿卡·穆斯林率领的阿拉伯军和唐王朝的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率领的唐军交兵，唐军战败，此后“华夷秩序”的发展方向逐步转向东方和南方。
两宋王朝是“华夷秩序”的进一步充实阶段，两宋王朝在北方一直受到辽、金、西夏政权的威胁,始终处于守势。然而宋代经济、科技高度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中心南移。两宋对外关系向东、向南的发展是对唐代的继承和超越。由于北方的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民族不断南侵,南渡偏安的南宋王朝，“一切倚办海船”,促进了海道贸易的发展和繁荣,并带动了东南沿海港口的兴旺。对外交往也在东南方向得到扩展,使“华夷秩序”得到进一步充实。
蒙古入主中原,建立元朝。蒙元帝国疆域辽阔。盛极一时。他们一味穷兵黩武。征战杀伐,通过7次征伐朝鲜,两次渡海远征日本,派兵攻伐缅甸。但元朝的蒙古统治者虽然保留了“华夷秩序”的外表框架,但却未能真正领会这一体系的内涵真谛，严重背离了文化底蕴深厚的“华夷秩序”。
明王朝是“华夷秩序”的全盛阶段。明成祖朱棣也是雄才大略的封建帝王。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到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郑和率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远洋舰队七次下西洋,历经西南太平洋和印度洋,最远达到非洲东海岸,遍访亚非3个国家和地区。这一壮举扩大了大明帝国在海外的政治影响,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郑和舰队所经之处,许多国家纷纷派遣贡使来朝大明帝国。大明帝国则按厚往薄来的原则厚赠来使,使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纷纷被吸引加入到“华夷秩序”中来，从而使东亚这一国际关系网络发展到空前规模。
晚清“华夷秩序”的崩溃。满清时期，中国未能遵循以华为主的社会形态，汉人史无前例的遭受压迫，外族入主中原，刚步入文明社会的统治者愚昧无知，以“天朝大国”自居的满清统治者，背离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使中国这个老大帝国在自我封闭中日渐落后。而当时16世纪近代资本主义在西欧崛起。17-19世纪,欧美各国相继完成了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和产业革命,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以西欧为中心，向全世界扩展。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在古代世界历史上延续2000年左右，曾经是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生命力最强的“华夷秩序”也逐渐衰败。19世纪末，风雨飘摇的满清帝国成为列强瓜分豆剖的对象，19世纪的最后一年，随着八国联军侵入满清首都北京及随后辛丑条约的签定，中国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
总之，在这种以中华文化圈为基础形成的东亚世界体系之内，“其总的关系就是以中华帝国为中心,周围夷狄各国接受册封，后者向前者朝贡，前者羁縻后者。其中各国相互之间并不发生直接关系，而是完全由对华帝国的直接关系规定的一元化上下秩序构成的。”
这个“华夷秩序”体系犹如一个原子，中国是原子核，周边各国是围绕原子核运动的电子。中国这个“原子核”的国力越强,对周边各国的吸引力越大。周边各国这些“电子”对中国的向心力也就越大。这一国际秩序随中原王朝盛衰变化，时而稳定，时而涣散，千百年来，这一观念虽屡受挑战,但在无形当中，它却逐渐积淀为一种十分沉重的心理，一直左右着统治者的外交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