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6-03-16
“大文学”的概念在中国出现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但最初只是“杂文学”的别名。1918年，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由中华书局刊行，“大文学”概念第一次见诸史籍。作者在该书“绪论”中说：“欧学东来，言文学者或分知之文、情之文二种；或用创作文学与评论文学对立；或以实用文学与美文学并举。顾文学之工，亦有主知而情深，利用而致美者，其区别至微，难以强定。”显然，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作者已经感到西方之纯文学观念与中国文学的扞格之处，因此主张“主知而情深，利用而致美”的文学不能排除在文学之外，故提出所谓“大文学”一说。但是，他在文学史中于主情、主美的“创作文学”之外，对举凡经学、史学、诸子哲学，甚至文字学、理学等著述也多有述及，所以，他的“大文学观”实则回到了文笔不分的“杂文学观”。1906年，章太炎在《文学总略》中说：“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是故榷论文学，以文字为准”。作者以文字学的功底对文学的义界追根索源，后世因其文学界定之宽泛故多称之为“泛文学观”或“大文学观”。仔细考察起来，章氏文学观与谢无量无异，都带有显明的近代性，一方面强调文学的用世之功，与五四时期文学中的“为人生”思潮暗合，另一方面他们对西方文学观念都有所了解，认为其难合于中国文学的实情，同时，以文学用世的热忱又使他们留恋笔的“利用”、“主知”，所以没能走向“纯文学观”，而是最终回到了“杂文观”。
五四时期，历史按照进化的逻辑选择了“纯文学观”，并以此为基础建构自己的新文学；进一步，现代的文学学科的建立强调文学作为学科的独立价值，这就要求文学从业者以现代科学理性发掘文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出之处，也即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特性（文学性）。毫无疑问，纯文观适应了这一历史潮流，成为从事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的准的。从古代的文学流别论到晚近的“大”文学史，再到1920年代之后的“纯”文学史，国人的文学观念得到持续的修正，最终同化于欧美的近代文学观念和学科体制，并导致文学史面貌的由杂趋纯。自1980年代中期起，中国文学研究就开始酝酿着对纯文学史模式的调整，表现为试图调合西方文学观念与文学国情的冲突。这一方面源于国内学界在新时期思想解放背景下对此前文学研究的反省，这是内生的要求；另一方面则源于外来思潮的推动，特别是1990年代之后，文学的文化研究兴起，直接推动了文学史研究的转向。
二
大文学观的出现固然有文学观念“三世”流转，螺旋上升的内在动因，但同时也是当代文化文学思潮变迁使然。促使大文学观发生的当代文化文学思潮主要有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和大历史观的流行，并且二者都有西方文化背景。有学者指出：“在西方，全球化发展带来了文学与文化的几个重要变化或转向：一是由于电信传媒的高度发达，文学与文化形态由印刷文化为主转向以图像文化为主；二是由审美文化为主转向以消费文化为主；此外还有政治意识形态的淡化等别的一些因素的作用，由此带来了传统的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的转向。”在西方，文学的文化研究始于英国，其先驱是《伟大的传统》的作者利维斯。陆建德在《弗·雷·利维斯与〈伟大的传统〉》一文中说：“利维斯整个生涯都在证明这论断（阿诺德所谓文学的最终目的乃是一种对生活的批评）的正确性，他从不相信所谓的‘纯文学’和文学的超然独立性，他一再申说真正的文学兴趣也是对人生与社会的兴趣，它没有也不可能有明确的疆界。”《伟大的传统》正是从道德传统的角度对英国小说所作的精彩分析，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学的文化研究。1964年，雷蒙德·威廉斯等人在伯明翰大学成立“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文化研究作为学术领域正式崛起。威廉斯把文化界定为一种整体生活方式，而文化研究则是对这一整体生活方式的完整过程的描述，因此，文化研究成了一种没有疆界的学术活动。文学毫无疑问是以地方性知识的面貌出现人的整体生活方式的反应，文学负载着文化，同时，文学也是它的时代整体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因此，在文化研究“全球化”的背景下，不仅要对文学作文化研究，而且文学研究就是文化研究。
尽管1980年代中期中国就出现了文化寻根小说，但是，对文学的文化研究却是1990年代后的事情。文化研究理论首先为一般有一定外语功底的中国学者所掌握，成为某种形式的话语特权。新世纪以来，大量的文化理论著作才译介到中国（如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等），在学界掀起了“文化研究热”。此外，巴赫金以民间意识为核心的文化诗学也给中国文学的文化研究以丰厚的理论资源，他的以官方（政治）意识形态为对立参照建构的理论系统似乎更能唤起中国学界的同感，为中国文学研究提供某一层面的启发。从对文学的基本认知方式到文学研究的具体操作程式，大文学观的发生与这股思潮有着莫大的关系。
与大文学观同样发生关联的是1990年代的“大历史观”，而且这种关联或许更为紧密。1982年，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在大陆出版，这本兼顾学术与趣味的史学著作一时洛阳纸贵，风行十数年，作者的“大历史观”也因此广布于世。尽管黄仁宇在许多论著的序跋中喜谈他的大历史观，但他的行文风格还是阻止了人们对它的系统了解。下面从他的《〈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一文中掇拾数语以见其历史观的大概：“大历史的观点，亦即是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他们从大历史的眼光观察，应该在读我书时看出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从大历史的观点看，则方从哲、杨镐当年丧师折将，有其政治、经济、社会多方面的原因”；“我所称大历史，虽包括中国商周到人民共和国已三千多年，在人类历史上讲，仍不过长弧线上的一个小段落。”“我所谓大历史包涵一种大而化之的精神”。从这些并不连贯的言论中可以看出，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一是从长时段看历史；二是由对历史的技术性（而不是道德）分析达到对历史深层结构的认识；三是历史非关道德；四是历史研究（或历史问题的解决）应有开阔的文化胸襟。此外，历史研究的“现实关怀”以及研究主体的生命投入也是他三致其意的话题。从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我们不难看出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如布罗代尔的历史“长时段”理论，对历史深层结构的迷恋，“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与年鉴学派的“计量史学”，历史研究的现实关怀与年鉴学派的“问题史学”等等。从法国年鉴学派到大历史观再到大文学观，我们也许很难描述出一条言之凿凿的影响线索，但这种影响确实存在着。或者也可以换一种说法，这就是，相类似的历史文化语境催生了对人类共同文化命题的思考，只不过是在西方史学、中国史学和中国文学等不同学术领域而已。
三
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最早发生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而不是在理论上擅长追新逐变的现当代文学领域。个中原因一是新文学本身就是倡导纯文学的产物，它的文体构成较为单纯，所以，纯文学研究模式对其仍然有效，至少没有出现研究上的严重不适；二是1980年代中期的中国现文学研究及当代文学批评正用自己的学术参与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重返五四的思想与文学成为很多该专业学者的共识，他们甚至再次倡导“纯文学”理念，以消解政治对文学的压抑。三是古代文学研究本身如果摆脱了原有的政治束缚，它几乎就获得充分学术自由，因此调整研究视角，扩大关注范围是必然的。1990年，傅璇琮主编的《大文学史观丛书》（含著作5种）出版，丛书主编及作者主张“应该打破文学史研究的、旧有的狭隘格局，开阔视野，把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成果引入文学史的研究，打通与文学史相邻学科的间隔”，至此，大文学史观再度出场，但它早已不同于此前的任何大文学观念了。董乃斌认为：“新的大文学史观……是反思数十年文学研究现代化历程后所获得的理论自觉，表面看来似有某种‘回归’色彩，但实际上是文学观念和研究经验经由‘否定之否定’之路螺旋式上升的结果。……这种大文学史观的根本特点是宏通开阔，是对大文化背景的宏观和对心灵世界的微观的良好结合，是对学科交叉互渗研究方法的重视。”同时，陈伯海、董乃斌合作主编的《宏观文学史丛书》（含著作7种）则“更注重于宏观研究所必备的整体思维条件，也就是不把研究对象孤立和割裂开来看待，却是视其为有机构成的整体，力求把握其内在的血肉相连的贯通脉络”。并“就文学与某一相关的学科领域展开交叉性研究”。之后，此类研究几成潮流，陆续出版了相当一批文学史的文化研究丛书或著作。从这些著述的研究特点看，它们非常鲜明地体现了大文学观的研究思路：首先将文学视为一种文化存在，以原有的纯文学界定为内核，以文化相关性为原则适当扩大文学研究的边界，对文学史现象、文学史料、文学文体进行扩容；其次是在宏观的大文化背景下，对文学作文化发生学研究和文化影响研究，打破了纯文学观长期坚守的文学内部研究，和现象分析中单一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视角。再次是方法论上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于是，文学的生产与消费、传播与接受、文人心态等均成为研究对象；宗教文化、部族文化、史官文化、家族文化、地域文化、大众文化，文官制度、教育考试体制、文化政策等无不作为文学研究的切入点；文学与其他学科，如史学、经学、哲学、理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舞蹈、音乐、美术等的关系，也都进行了探讨。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打破纯文学观的一统格局是从重新评估通俗文学的历史地位开始的，现代文学研究接纳通俗文学，与当年纯文学观接纳小说、戏曲很相似，只不过当时是为了提纯杂文学，而现在是为了从文化角度而不是政治或现代性建构的角度重新估定文学的价值等级。范伯群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是这方面的突出成果。现当代文学的文化研究起步于1990年代，先有杨义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之后有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已出10种）。此外，现当代文学的传播接受研究、宗教文化研究、期刊（报纸副刊）研究、社团流派研究、都市文化研究、民间文化研究、文化生态研究等等也方兴未艾，硕果累累。但有趣的是，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并没有“大文学观”的提倡，偶尔在一些序跋、书评中出现“大文学”一词，也是仅就文学史的规模而言，此外别无深意。刘纳在谈及杨义的大文学观时曾说：“只有在现代文学和古典文学两个学科都取得相当成就的学者，才可能提出这样的‘大文学观’，也才可能对曾在20世纪中国受到过推崇的‘纯文学观’发出挑战。”确实，杨义先生的学术研究兼及现代和古典两个领域，并且都卓有建树，同时对文学现状和当下文化建设极为关注，因此，他对文学研究的思考和对文学史的宏观把握自然与学有专攻的学者有所不同。
四
杨义先生对大文学观的思考当然属于198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文学的文化研究热潮，与上述的很多学者的理论思考和研究实践有着相同的历史文化渊源，也有着很多相通的话题。但是，他在“大文学观”的思考与实践中是用力最勤的一个，其理论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
作为文学史观，杨义先生的大文学观首先在历史认识论上倾向于以总体史或综合史的眼光认识文学史，把文学还原到政治、经济、文化等系统构成的人的总体活动中，特别是把文学与它赖以生成的整个文化生态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因此，总体的文学史研究：一、要求文学史家具有博大的文化胸襟、气度和开阔的文化视野，对不同族群、不同地域、不同形态、不同层面的文化给与充分的尊重与包容，在文化的现象通观中探索文学的多样性与价值的多元构成；二、向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开放的对文学的综合研究，它不仅要向上述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所谓“四境”及考古学开放，而且还要向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心理学、精神现象学、传播学等等学科开放，将现代学科的理性精审与人文学科的综合研究结合起来；三、强调文学史的深层结构对整个历史进程的长期影响，注重在文学的本原形态和发展形态中探讨文学的内在机制，即它的结构、要素、肌理、功能、节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其次，大文学观强调文学史研究中的精神文化维度，将文学视为人类精神文化形式之一，因此，对文学的精神形态（心灵经验）史和诗学智慧（艺术经验）的研究便成为大文学史观的题中之义。在对充盈着丰富生命体验的中国文学研究中，大文学观强调中国经验的独特性和中国诗学智慧的原创性，以与西方的文学及理论形成有效对话，这一点在近年来的文学研究中尤其具有重要的学理建设意义。再次，在文学史方法论层面，大文学观讲求如下六个方面，即叙述史学与问题史学的结合；文学史研究与文学现实的结合；文学的内在机制研究与主体的生命体验探究的结合；传统朴学与现代学理的结合；文学与其他人文学科的结合；图与文的结合。这些文学（史）研究的原则或方法都不同程度地在杨义先生的著述中得到运用，共同构成了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方法论前提。
在文学史研究中，杨义先生曾经说过：“大文学观不仅是一种知识构成或知识重组，它更重要的是一种世纪性的文化襟怀。”这句话可视为他为自己的文学史研究贴上的醒目的杨氏标签。首先，他主张对文学作文化的还原研究，但反对文学史的文化研究中以知识重组为旨归的学术操作，认为大文学史观应以还原文学——文化生命的整体性为目的。其次，大文学史观指导下的文学研究应当灌注研究主体的生命体验，他认为文学即一种生命体验，解读文学实则是研究者与作者之间的生命交流，文学研究就是要发掘生命体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抓住文学的“魂”。再次，站在中西文化平等对话的高度作大文学史的研究，给中国文学发一张饱含中国文化元素的身份证，也就是文学史研究必须参与现实的文化建设。最后，文学图志被杨义先生视为大文学观之下“唤醒”的一个新的文化诠释系统，毫无疑问，他充分发掘了传统图志的文学史潜能，创造出一种“以史带图，由图出史，图史互动”的文学史写作形态。可以说，以上诸方面均是其他提倡并实践大文学观的学人所未尝言或未能及者，因此，杨义先生自有他的“大文学观”，他的“大文学观”也自会在文学研究和批评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本回答被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