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公决是直接民主诸多形式的一种。尽管全民公决在战后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严格来说，它的技术基础仍然属于工业化社会。当代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为公民参与创造了更加多样化的形式和无限广阔的前景。自1974年以来，“电子投票”（televoting）、“电子市政会议”（electronic town meeting）问世，人们觉得，新技术正在扩大和重新定义直接民主。在代议制民主下，公民投完票后便退居一旁，国家事务任由“代表”们决定。只是在下一次投票时，他们才有机会对代表的表现作出一个裁决。有人称这种民主为“部分民主”。也就是说，公民只有选举代表的权利，对于关涉他们切身利益的重大事务却不能直接参与。
采用代议制民主的最有力的根据在于，直接民主在技术上无法操作，它会使决策变得过分冗长，费用过于高昂。并且，普通群众也没有足够的知识就国家公共事务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但时至今日，许多人认为，随着条件的变化，这些理由远不再是那样充足的了。他们相信，由民意代表（政治精英）垄断决策权的时代已经结束，一个公民广泛参与的参与制民主时代正在到来。用公民普遍参与的或直接的民主取代代议民主依赖两个条件：第一，人的信息化程度的提高；第二，社会信息通迅网络性能的提高和使用范围的普及。前者的核心内容是人的知识化、智能化水平的提高，使人更自觉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角色、自身的权利义务，有能力和愿望来直接表达自己的意志。由于信息革命使选民的信息化程度有了极大提高，现代民主有了教育有素的选民。他们在瞬间即可共享信息，代表们知道的事情他们也都知道，在时间上也不晚。所以出现了普遍的对代表的不信任，选民们自主作出决策的信心加强了。人们觉得，代议制民主应该逊位了。对人们生活有重大影响的事务，人们不需代表，而是要自己参与决定。新的技术手段是交互式的媒介以及多媒体信息高速公路的通迅网络的普及化。它不像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那样信息单向流通，受众只是被动的接受者。它是信息双向流动，受众同时也是信息的发送者。它有能力沟通每个家庭和个人，使每个人都能方便地参与到信息流通的网络中来。它为每个个人、不同利益集团、各类组织、多层次的政治机构，提供了直接性的、普遍交互式的表达意愿、传递信息、商议、咨询、监督、审核、建议、选举、表决的先进技术装备。各类信息传递的准确、快捷、方便、逼真，都是前所未有的。新技术使以前不可想像的事成为现实。
1985年，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日内瓦的会谈出乎意料地友好。很快，英国大多数媒介得出结论，这次会谈标志着东西关系的解冻。不仅如此，它还进一步宣称，英国公众也是这样看的。他们是怎样如此快地得到公众的意见的通常，当记者想了解公众的想法，他们走进当地一家商店，寻问他们遇到的头十个人，将其发表在第二天的报纸上。政客们则寻问他们的地方政党或他们搭乘的出租车的司机。但这些方法是荒诞不科学的。你在街上遇到的人可能根本没有代表性，地方政党成员也是如此。后来，人们采用了科学的民意测验方法，就是派受到严格训练的人通过电话询问若干选民的意见，选民的名单是随机从电话薄上选出的。这个方法慢、麻烦，同时也令人不快。这次，为了迅速准确地报道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会谈在公众中的反应，BBC尝试一种新的民意测验技术。选一组电视观众，使每人配有一部带有键盘的监听器，当电视中问他们对首脑会谈的看法时，他们可以直接键入他们的意见。所以，几分钟内，BBC就可以宣布，由于这次首脑会谈，选民中认为核战争在20年内“肯定会爆发”的比例从6%降至2%，认为“很可能”爆发的由31%降至23%（星期日泰晤士报，1985.11.24.）。BBC的的这次做法只是互动电视（interactive television）的一个例证。它在英国出现在1982年。那时是通过电话线传送大量信息。互动电视为公民的参与提供了一种新的工具。一位英国学者说：“互动信息技术使选举和民意测验变得容易得多。任何在线上的人都可以参加。任何有电话或互动有线电视的人都是在线上的人。”英国有80%的家庭有电话，下次大选完全能通过电话进行。民意测验也可以提高其准确率。著名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曾在1980年出版的著作中谈到世界上第一个“电子市政府”。“利用这一双向作用的通讯系统，一个小小哥伦布郊区的居民们，实际上通过电子设备，参加了当地计划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他们只消按动一下室内的电钮，就能立即就有关当地城市规划，住房条例和公路建设等实际问题的提案进行投票。他们不但能够投票赞成或反对，而且能参加讨论，通过空间，大胆发言。”托夫勒说，“这是明天可能实行直接民主的一个最初的迹象。利用先进的计算机，人造卫星，电话，有线电视，投票技术以及其他工具，一个受过教育的公民，在历史上第一次能够开始作出自己的许多政治决定。”上述两例表明了参与制民主在技术上的可行性。与此相适应，公民的参与热情空前高涨，也在推动着当代世界参与制民主的兴起。
一位欧洲学者指出：权力下放，权力分散，基层群众参与，“要求更多参与决策的浪潮已经席卷整个世界”。著名未来学家奈斯比特也指出：“万事都要亲自参与的这种哲学，正在美国各地自下而上地传播开来。”新型的参与制民主扩展了民主决策的范围，改变了其方法。它使当代民主正经历着深刻的革命性变革，开创着民主的新时代。当然，参与制民主兴起并非要完全排斥传统的代议制民主。它只是部分地取代了代议制度的功能，在某些方面改变了其功能和运作方式。有的在日常生活领域扩充了民主制度的领域，如在工作场所和地方社团。代表仍会被选举，但他们越来越受选民和舆论的支配，独立性日益丧失。不过，代议制不会完全被掏空，它仍有广阔的领域。大体说来，一些相对简单的事务，专业性不强的事务，地方性事务，较有可能吸收公民的直接参与；另一些事务，如复杂的金融政策等，则仍然是少数精英的领域。政治性决策可以由公民参与，但许多专业性领域仍是普遍公民参与的盲区。现代社会已不是简单古朴的农民和牧人的社会，它变得日趋复杂，许多公共决策需要专门的知识，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民参与的范围。正因为如此，不论公民参与今后多么发达，像古典城邦时代那样的直接民主也不会再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