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人民为反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建立工农民主政权而进行的革命战争。又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1924～1927年，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大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合作下曾经取得很大胜利。然而，1927年4月和7月，中国国民党内的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先后背叛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勾结帝国主义，发动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使这次大革命最后遭到失败。蒋介石集团在帝国主义支持下，攫取了全国性政权，建立起强大的军事力量，代表帝国主义和中国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对中国人民实行残暴统治。中国共产党为了完成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领导人民继续战斗，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新的历史时期。
各地相继举行武装起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中国共产党人从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中，逐步认识到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组织革命军队的极端重要性。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领导由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军）2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正式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号召全党和广大工农群众奋起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9月11日，中共中央特派员、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等领导由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和革命士兵组成的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在湖南、江西两省边界地区举行秋收起义。12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黄平、周文雍、叶剑英等领导工人赤卫队和革命士兵在广州举行起义。到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领导了200余次武装起义，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洪湖地区，海丰、陆丰地区，黄安、麻城地区，弋阳、横峰地区等农民起义，以及湘南、桑植、渭华等起义。此后，还领导了平江起义、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和其他起义。从这些起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了若干支革命武装。1928年5月以后，这些革命武装陆续称红军。
在国民党军占有绝对优势和革命处在低潮的情况下，为了保存和发展自己，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于1927年10月转战到江西省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建立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和工农民主政权（即苏维埃政府）以及地方武装，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到1928年2月，初步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同毛泽东部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后称红军第4军），巩固和发展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其他地区的起义武装，有的也先后转移到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群众基础较好、地势有利的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
红军第4军，是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战斗力最强、影响最大的一支部队。从它诞生之日起，国民党军就集中八九个团以至近20个团的兵力，多次对它发动进攻，但都被击破。1928年5月，红军第4军在永新城附近抓住战机，歼灭江西国民党军1个团，乘胜占领永新城。6月，红军第4军在七溪岭、龙源口地区击破江西国民党军2个师的进攻，歼灭其1个团，击溃2个团。随后，又取得反对湖南、江西两省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两次“会剿”的胜利。毛泽东、朱德总结井冈山地区红军和游击队的作战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其他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也从斗争中摸索到一些宝贵的经验。红军和游击队在人数少、武器差、弹药奇缺、粮食和被服等物资供给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运用正确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打击国民党军，并不断地取得胜利。
1929年3月～1930年10月，国民党新军阀之间连续进行大规模混战。各地红军乘机积极发展革命战争。红4军主力于1929年1月离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向赣南、闽西挺进。在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先后进行了大柏地、长汀、龙岩、上杭、水南等战斗，共歼灭国民党军约4个旅。桑植起义后，在湘鄂边界地区逐步发展起来的红军，于1929年7月在南岔赤溪战斗中取得基本歼灭国民党军1个旅的胜利。黄麻起义后，在鄂豫边界地区逐步发展起来的红军，于同年6～10月取得3次反“会剿”的胜利。其他地区的红军也取得不少胜利。初建起来的苏区多数得到巩固和扩大，红军得到发展。
红军在频繁战斗中逐渐形成了体现人民军队本质的建军原则。早在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改编时，就确立了共产党对军队领导的根本原则，并开始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1929年12月，中共红军第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又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成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实际斗争中逐步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
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连续挫败国民党军大规模“围剿”红军经过三年的游击战争，部队战斗力大为提高，苏区有了很大发展。1930年6月前后，各苏区红军根据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决定，分别进行整编，组成了红军第1军团（辖第4、第6、第12军）、第2军团（辖第2、第6军）、第3军团（辖第5、第8军）以及第1、第7、第10、第11、第13、第14、第16、第20、第21、第22军。总兵力达7万余人。与此同时，开辟和创建了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湘鄂赣、湘赣、赣东北、左右江以及赣南、闽西等苏区。
随着革命力量的增长，中国共产党内“左”倾思想有所发展，中共中央一些领导人过高地估计革命的力量和过分夸大统治阶级的危机，以为新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接着提出以武汉为中心实行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各地红军整编后，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相继开始进攻作战。
毛泽东不赞成上述冒险计划，和朱德率红1军团进抵南昌近郊后，没有去攻打南昌、九江，而是根据实际情况，于8月1日派出两个纵队攻击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鸣枪示威，避免了强攻南昌、九江可能遭到的损失。红3军团乘湖南国民党军何键部主力在湖南、广西边境同李宗仁、张发奎等部激战之机，于7月27日攻占湖南省会长沙，8月6日被迫撤出。20日，红1军团于湖南、江西边界之文家市歼灭何键部3个团又1个营。23日，红1军团和红3军团在湖南浏阳县永和市会师，随即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并成立中共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方面军的组成，进一步集中了兵力，对于实现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开创更大的局面，具有重要意义。8月底，红一方面军进攻长沙未果，遂转向江西前进，于10月4日攻占吉安城。这时红一方面军已发展到约4万人。其他各地红军在进攻作战中，多数受到损失，有的甚至失败。10月以后，各地红军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或实际情况，先后停止了进攻中心城市的作战。
10月，蒋介石在他同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的战争（中原大战）基本结束后，迅速调转兵力，组织对红军和苏区的大规模“围剿”，并把重点置于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11月，国民党军以7个师又1个旅的兵力，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围剿”。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依据敌强我弱的情况，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运动中打破敌人的“围剿”。12月上旬，国民党军增至11个师又2个旅，共10万余人，从吉安、建宁一线，由北向南，分路对红军实行向心攻击。30日，红一方面军主力趁国民党军第18师师部和2个旅孤军深入到江西省永丰县龙冈立足未稳之际，发起猛攻，将其全歼。接着乘胜追击，又在宁都县东韶地区歼灭国民党军第50师1个多旅。这次作战，共歼国民党军约1.5万人，挫败了第一次“围剿”（见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
1931年4月，蒋介石以20万人的兵力，采取稳打稳扎、步步为营的方针，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红一方面军仍然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集中兵力实行运动战，同时以各独立团、营等地方部队为骨干，领导赤卫军、少先队，运用游击战术，对敌积极进行袭扰。红军抓住战机，首战富田告捷，接着向东横扫，先后在白沙、中村、广昌、建宁连战获胜，共歼国民党军3万余人，挫败了第二次“围剿”（见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
蒋介石在两次“围剿”失败之后，迅速调集30万人的兵力，自任总司令，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于7月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此时，红一方面军主力正分散在闽西北、闽西和赣南地区进行群众工作，且未获补充，全军只有3万人左右。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迅速收拢部队，向苏区后部兴国地区回师，并与由赣江以西地区转来的红7军及红20军军部和第175团会合。7月底，蒋介石发现红军主力在兴国地区，立即以其进入苏区的主力十几个师分路向西、向南进攻，企图压迫红军于赣江东岸而消灭之。据此，毛泽东、朱德决定避其主力，打其虚弱。8月5日晚，红军以部分兵力将国民党军向万安方向牵引，主力采取中间突破战法，于7日在莲塘、良村歼国民党军2个多旅，俘其3500余人，接着乘胜攻克黄陂。3次作战共歼国民党军1万多人。这时，所有向西向南之国民党军掉头向东，猛力并进。红军则以一部兵力向乐安方向佯动，主力隐蔽地重返兴国境内休整。这时，国民党军由于在崇山峻岭中来回奔波，且一再遭到打击，部队饥疲沮丧，不得不实行总退却。红军又乘机于9月7日在老营盘截歼其1个多旅，15日在方石岭追歼其1个多师。至此，共歼国民党军3万余人，第三次“围剿”又被粉碎（见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
与此同时，湘鄂西苏区的洪湖地区军民，在主力红军第2军团（1931年3月改编为红3军）转战湘鄂边和鄂西北等地区的情况下，经过艰苦作战，相继挫败了国民党军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保卫了苏区。红3军返回后，即向襄河以北地区发起攻势作战，在龙王集、文家墩等地连战获胜，共歼国民党军2个多旅，俘其6000余人。
鄂豫皖苏区红军于1931年1月打破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共歼敌4个团又4个营，毙伤俘其5000余人。3月在双桥镇取得全歼国民党军第34师3个团和1个炮兵营的胜利。5月又打破第二次“围剿”，歼敌2个多团，击溃1个旅。随着斗争的胜利和红军的发展，11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下辖第4、第25军，共约3万人。随后，红四方面军在国民党军尚在计划第三次“围剿”时，于11月～1932年6月主动发起攻势作战，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和围点打援的作战原则，连续取得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4次战役的胜利，共歼国民党军约6万人，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计划遂告破产。
湘赣、湘鄂赣、赣东北等苏区在反“围剿”作战中也取得不少胜利，主要有：1931年4月，湘赣苏区红军独立师在红7军配合下，在安福廖塘桥地区，歼灭国民党军1个团，俘其800余人。9月在吉安永阳镇歼灭国民党军1个团，俘近千人。湘鄂赣苏区红军第16军，1930年12月攻克通城，歼灭国民党军新编第10师1个团及地主武装一部，俘1500余人。同月，赣东北苏区红军第10军在河口战斗中，歼灭国民党军1个团，俘300余人。在反“围剿”中，这几个苏区的红军都得到发展，苏区得到不同程度的巩固。陕甘边和陕北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也开展了游击战争。
各地红军在反“围剿”作战中，都根据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提出并成功地应用了一些战略战术原则，到战胜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时，红军全部的作战原则就基本形成了。在红军反“围剿”胜利形势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31年11月在中央苏区的瑞金宣告成立。毛泽东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朱德任中革军委主席。
在“左”倾冒险主义方针指导下，红军遭受严重挫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变中国为其殖民地，加紧了武装侵略。在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下，东北三省很快沦陷。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中国人民极大的民族义愤，全国各地出现了抗日反蒋浪潮。但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产生的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却无视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和中间阶级的抗日要求，继续推行许多“左”的错误政策。同时，夸大红军3次反“围剿”的胜利和国民党军的失败，不顾主客观条件，要求红军进攻和占领中心城市，实现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乃至争取全国的革命胜利。
在这一军事冒险主义方针指导下，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共苏区中央局命令中央红军（1931年11月由红一方面军改称）于1932年2月攻打国民党在赣南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赣州，并企图在攻取赣州后，继续北向攻取南昌、九江，争取革命在江西首先胜利。中央红军围攻赣州月余，屡攻未克，遭受很大伤亡。由于毛泽东等对军事冒险主义方针的抵制，中央红军（6月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在4月和8月先后取得漳州战役和乐安宜黄战役的胜利。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举行会议，毛泽东受到不公正的批评和指责，会后被免去红军领导职务。
1933年2月，蒋介石以30多个师共40万人的兵力分3路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并以其嫡系部队12个师编为中路军，由北向南实施分进合击。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攻南丰不克，毅然采取退却步骤。2月下旬，在黄陂以西的蛟湖地区以伏击手段歼国民党军近2个师。3月中旬，又在草台岗歼其1个师大部。基本上打破了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
1933年，日本向热河（今分属辽宁、河北和内蒙古）、察哈尔（今分属河北、内蒙古）、河北等省加紧侵略。蒋介石仍然不顾国家民族的危亡，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集中50万人的兵力，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于9月下旬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于1933年初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以后，进一步在中央苏区推行“左”的错误政策，在第五次反“围剿”的作战指导上，开始时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命令红军主力北上就敌，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作战方针，一再进攻敌之坚固阵地，不胜，便辗转寻战于敌之主力和堡垒之间，使红军陷于被动地位。11月，当驻福建省的国民党军第19路军发动反蒋事变时，又没有采取正确方针，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以后，又转而采取军事保守主义，实行消极防御，企图以阵地战、堡垒战和短促突击，阻住国民党军的进攻。结果红军在保卫广昌和其他一系列防御战斗中不但没有守住阵地，反而遭到很大伤亡。1934年7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以红7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挺进闽浙皖赣边，但未能达到大量调动“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的目的。到10月，中央红军（1934年1月红一方面军再次称中央红军）在苏区内打破“围剿”已无可能，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即长征）。
在湘鄂西苏区，红军也受到严重挫折。在国民党军对湘鄂西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开始前，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要求红3军在襄河以北地区实行不停顿的进攻。1932年7月，国民党军开始对湘鄂西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后，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仍然企图以进攻战略打破“围剿”，以后又转为单纯防御。到9月，洪湖苏区全部丧失。红3军被迫经豫西南、陕南转至湘鄂边。1934年5月又转至黔东地区，至9月创建了包括印江、德江、沿河、松桃、酉阳五县各一部的黔东苏区。
在鄂豫皖苏区，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张国焘过高估计红四方面军进攻黄安（今红安）、苏家埠等4次战役的胜利，盲目轻敌，先是要求红军向平汉铁路（今北京－汉口）出击，继而决定围攻麻城，企图进而实现威逼武汉的计划。1932年8月，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开始第四次“围剿”。在国民党军已经迫近苏区腹地的严重情况下，红四方面军才奉命仓促赶向黄安以西迎战，并从8月上旬开始在鄂东、豫南和皖西地区辗转作战，均未得手。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2万余人离开鄂豫皖苏区，越过平汉铁路向西转移，经鄂北、豫西，进入陕南。继于12月～1933年2月，乘四川国民党各派军阀混战之机，越过大巴山进至川北，先后占领通江、南江、巴中3座县城和周围广大地区，创建了以通、南、巴为中心的川陕苏区。
1933年2月中旬，国民党四川军阀田颂尧调集近6万人的兵力，对川陕苏区发动三路围攻。红四方面军采取收紧阵地，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依托山险，实行运动防御。经过两期收紧阵地，5月21日开始反攻，至6月中旬，粉碎了三路围攻，俘敌1万余人。
事件意义
事件意义
一、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必须认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不同时间、不同地域和不同性质的战争，各有其不同特点。指导战争，必须着眼战争的特点和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机械论。 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有着它自己的特点。1936年12月，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时指出，土地革命战争有四个主要特点：第一、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第二、敌人的强大；第三、红军的弱小；第四、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毛泽东从这些特点的相互关联上揭示了红军战争的特殊规律。 二、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武装夺取政权是革命的普遍规律。但是，武装夺取政权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方式，走什么样的道路，由于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可以而且应该有所不同。 三、共产党领导革命战争，不但需要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 . 这条军事路线有两个基本出发点：第一，我们的军队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军队，它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服务的人民军队。第二，我们的战争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战争，它必须在承认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充分地利用敌人的弱点与我之优点，充分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以求得生存、胜利和发展。四、进行中国革命战争，必须有一套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 红军经过10年土地革命战争的实践，有了一整套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主要的是： （一）掌握"国剿"和反"围剿"长期反复的规律 （二）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为了打破强大敌人的"围剿"，对于弱小的红军来说，首先而且严重的问题，是如何保存力量，待机破敌。（三）实行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作战原则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