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7-11
1990年3月，病床上已百岁的老人李秀文正眯着眼睛吃橘子时，一个年过半百却风韵犹存的女子走进了她的病房。
当时的李秀文并不知道，这个比自己小了近50岁的女子，正是自己丈夫李宗仁的第三任妻子胡友松。实际上，当日胡友松是特意隐瞒身份前往，因为相关人员怕胡友松的身份会让老人家受到刺激。
那日，见到这位已经没几颗牙的百岁老人时，胡友松只觉自己鼻子酸酸的，立在老人面前看她吃橘子时，她想 ：“德公（李宗仁）要是在，现在应该也是她这般模样了……”
不觉间，胡友松又再次想到了那个让她思念了20年的丈夫李宗仁，有一瞬间，她竟觉他的音容竟似乎与病床上的李秀文重合了。也难怪她会如此恍惚，这是她自丈夫去世后第一次见到与丈夫曾朝夕相处的人。
就在胡友松恍惚的当口，李秀文的侄媳附在她的耳边说道：“这位女士是从北京专程来看你的。”李秀文听完后用飞快的速度向胡友松点了点头道：“谢谢！”
听到这句“谢谢”时，胡友松才完全回过了神。她含着笑走到李秀文近旁道：“您老人家身子骨真硬朗。”
李秀文听了却也不接茬只点了点头道了声“坐”，看她坐下后，她便又继续把剥好的橘子瓣送到嘴里了，橘子瓣在她嘴里利索地被打了一个转后，她便吐出了一个个橘子籽儿。
胡友松看着这一幕，只觉倍感温馨。那天，她和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似乎她们之间完全不是情敌，而是第一次见面的远房亲人。
这是胡友松和李秀文的第一次见面，也是她们此生的最后一次见面。这唯一一次见面，解了胡友松无数的思念。对胡友松而言，这次见面也算是了结了她的一个心愿了。
看了李秀文后，胡友松对丈夫李宗仁更加钦佩了，走出病房时，她喃喃道：“她是个善良本分的老人，和您（李宗仁）很般配。”
了结这个心愿后，胡友松便开始在丈夫老家桂林找一个“秘密地”了。这个“秘密地”是文革期间丈夫无数次向她提起的地方，他当时曾不止一次地跟她说：“实在不行了，我们就去桂林乡下养鸭子。”
之后，李宗仁还津津有味地跟她描述起那个“养鸭子地儿”来了。李宗仁说得眉飞色舞，胡友松也听得特别起劲。意犹未尽之时，李宗仁还说：“以后，我得带你去看看那个地儿，那真是一个好地方啊！”
这个“秘密地”就这样根植在了胡友松的心里，丈夫因直肠癌去世后，她便经常有意无意地想起这个地方来。慢慢地，这个地方竟然成了一个很神圣的存在了。每每想起这个“养鸭地”，胡友松的心里便兀自暖暖的。
可是，这个地儿可真难找啊，其实，从北京到桂林的第二天，胡友松便开始寻找丈夫口中那个“养鸭地儿”了，可她在丈夫故乡临桂县两江镇浪头村的丈夫故居附近找了无数遍，也还是没能找到那个所谓的“养鸭地”。
越是没找到，胡友松便越想找到，那是他们曾梦想过的“太平生活的所在地”，那是他们的“桃源”，她怎会不想找到呢！
胡友松终究没有找到那个“养鸭地”，但虽然如此，她对这趟桂林行依旧非常满意。此行，她不仅把丈夫生前的一些遗物捐赠给了即将改建的李宗仁故居和纪念馆，还看了丈夫的故乡。结婚三年间，他和她说起的那些桂林景色，她都一一去看了，他口中的美味“桂林米粉”，她也亲自去尝了。
一切都美好得不像真的，可他，却终究不能陪她了。
回到北京后，已正式退休的胡友松报名了老年大学。这次的学习计划，依旧是丈夫生前引导她学习的书法和绘画。
胡友松最初接触书法绘画，是在与丈夫结婚的1966年，当她第一次看到丈夫的苍劲有力的书法作品时，她便叹道：“德公，你的字真好看，像画出来的，却又比画作更挺拔有力。”
李宗仁听完她的夸赞后道：“书法很好学的，得空的时候我教你。”
果然，之后一次得空时，李宗仁便握着她的手教她练字了。也是在这期间，李宗仁意外发现了她的绘画天赋。于是，他便鼓励她学画画。
在李宗仁的鼓励下，胡友松真的拿起了画笔，她甚至还当着丈夫的面临摹起了徐悲鸿和齐白石等国画大师的画。看到妻子绘画热情高涨，李宗仁自然免不得一顿夸赞。
有一次，李宗仁生日时，胡友松还专门画了几幅画挂在小客厅。李宗仁见了后大吃一惊，他忙给秘书程思远打电话道：“思远，你快来，友松在家里开画展啦！”
李宗仁变着法子的夸赞让胡友松在绘画的路上越走越远了，这个未曾学过绘画的女子，竟慢慢地越临摹越“像样子”了。这种种，自然让李宗仁欣喜不已。
每每想起初学绘画时的一幕幕，胡友松的眼里便总不自主噙满了泪水。每每提起画笔，她也总想起和丈夫的种种。胡友松最喜欢画梅花，除了因为“梅”曾是自己的名字，自然也因为“丈夫最喜欢梅花”。
除了梅花外，李宗仁最喜欢看妻子临摹的就是徐悲鸿的那幅《寂寞猫》了。这幅画是李宗仁之最喜欢，他总说“那猫的神态，一副寂寞、孤独、痛苦、忧伤的表情，配上‘寂寞与谁言，昏昏又一年’，真是太有意境了。”
因为李宗仁喜欢，每每闲暇时，她总给丈夫临摹这幅画，临摹的次数多了，她画猫便也越来越传神了。胡友松终究懂李宗仁，她知道在文革时期，因为寂寞且不被允许走动的缘故，他心里有说不出的寂寞感，而看她画猫，恰是一种排解寂寞的方式。
只要想到《寂寞猫》，胡友松就能想到丈夫回国两年后的艰难处境：随时应对复杂的局势，身体又时好时坏，最后还被确诊为了直肠癌并动手术。
因为丈夫是“大写的人”李宗仁，胡友松的人生便也注定不会平凡，与丈夫结婚三年间，因为看到了太多起落，她的成长竟到了让自己也吃惊的地步。
但这些，都不能算是丈夫给她的最重要的财富，李宗仁给她的最大财富是：让她学会了爱。她本是一个弃儿，收养她的养母对她并不好，有时候甚至会无故打骂她。无爱家庭里长大的她，一直极其自卑，也不懂得爱人。
是在丈夫一点点的影响下，她才懂得了什么是爱，并学会了爱人。经由丈夫，她的生命真的变得圆融丰满了。
真正让人成长的从来是爱，它能让人坚强，也能让人柔软。胡友松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是怎么一点点在丈夫的爱里变得“柔软又坚强”的，在他之前，从没有人那样全无保留地爱过自己。
她永远记得，自己有一次骑自行车摔伤了后他的紧张模样，他一边给她仔细擦药，一边“抱怨”她不会照顾自己。当天夜里，他还无数次爬起来查看妻子的伤。后来，每次她出门，他都要千叮咛万嘱咐“不许骑自行车”。
体会到丈夫全身心的爱后，胡友松开始用行动回应他，生活里，她总悉心照顾着他，他喜欢的不喜欢的，她全记在了心里。他病了以后，她更是寸步不离，生怕自己有一丁点的闪失。
与丈夫的感情越深，她越害怕他离开，可是，他终究比她大了近50岁，嫁给他时，他们的相处时间便进入了倒计时。
因为极度害怕失去，李宗仁重病期间的一个晚上，她曾想到过自杀，她害怕失去丈夫后孤苦伶仃的日子，那种暗无天日的生活是她不敢想象的。所以，在一个晚上，她决定在丈夫死前先到另一个世界等他。
做出自杀的决定后，胡友松走到窗台旁的柜子边，拿起那包医生开给她的一星期的安眠药，她曾做过护士，她知道这个量足以要了她的命。就在她准备一口吞下安眠药时，护士突然推门走进病房道：“李宗仁的葡萄糖快滴完了。”
护士的大嗓门把胡友松的意识拉了回来，床上昏沉了一整日的李宗仁竟也应声睁了眼。醒来后，李宗仁轻轻地唤了一声“若梅”。胡友松听到丈夫叫自己忙把安眠药攥在手里走到了丈夫身边，李宗仁看着妻子道：“你瘦了，肯定是累坏了，你要休息。”
胡友松听了不禁心里一阵难过，眼泪也不争气地跟着滚落下来，这时候的她才意识到自己刚刚的举动有多自私。
当晚，李宗仁再次沉睡后，她收起了安眠药，她对自己说：“我绝不能走在德公前面！”
李宗仁最终还是没有敌得过生老病死，他走了，走时一直喃喃着说：“我放心不下你”，他走时，脸上还挂着最后一滴泪，那滴泪，她用自己的脸给他擦掉了。
李宗仁死后，胡友松悲痛欲绝，她觉得自己的天地都塌陷了。可奇怪的是，这时候的她反而清醒了，她意识到自己不能跟着一起走。没错，她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安顿好他的身后事。
因为丈夫死在动荡时，所以，他的尸骨火化后竟被通知只能装在普通的骨灰盒里。那种骨灰盒一个39元，胡友松见了不免心酸，她心道：“德公终究是一个大写的人，怎么可以让他被装在这样一个小骨灰盒里。”
于是，为了让李宗仁骨灰被装在一个像样的骨灰盒里，胡友松决定求一次人，想了想后她含泪对工宣队员说：“请您给一个大点的、像样的骨灰盒吧，这样能让将来从海外归来的人看到李宗仁的骨灰盒，感到不一般，让大家知道他回大陆后受到了尊重和礼遇。”
工宣队员听了后轻声道：“我知道李宗仁先生，他爱国，人很朴素，可以给他换个好些的，要120元，你够吗？”胡友松听了这话连忙连声道：“够，够！”
后来，胡友松又在一年的清明节经多方周旋给丈夫的坟墓加了一个外罩，这样一番“装饰”之后，胡友松心里才觉得踏实了。
现在，每年清明节时，她都会早早地带着花去看望她的德公。她给丈夫的花从来不是买的，而是她特地采回的野花，采回后，她会事先将花养在盛着水的瓷花瓶里。
瓶里养野花是李宗仁在时她常做的事，每次看她采回野花摆放在家里，他都赞不绝口。
所以，她总觉得，她把花瓶摆在他墓地铜像前，他若泉下有知，定也会高兴不已。她依稀还记得，丈夫生前，她还曾以自己采摘的野花为写生对象画过画。
说到画画，胡友松现在真的比以前长进了不少。这并非她悟性突然好了，而是多年勤学苦练的结果，没有李宗仁的日子里，每当想念她时她便总会忍不住提笔画画。画得多了，绘画技术自然也跟着长进了。
所以，进入老年大学后，她的绘画总是非常拔尖。后来，她的作品还屡次被拍卖出高价。每次拍卖所得，胡友松都捐赠出去了。
仅在后来1998的抗洪救灾义卖中，胡友松就向灾区捐赠了5200元。每次有慈善活动时，只要有能用上她的，她都会欣然前往。
她的想法很简单：德公是爱国爱民的抗日英雄，作为妻子，她便也该传承他的优良品质。
在努力想法做慈善的同时，胡友松一直有另一个愿望：她想完成丈夫生前未完的心愿，为国家统一作出贡献。
李宗仁死前一直和胡友松念叨说自己回国没办成最重要的事，这个事情便是促成台湾统一。因为这遗憾，弥留之际他还特地让妻子叫来了尹冰彦并对他说：“回来以后，本想在台湾问题上做点工作，我的那些想法曾和你提过，还没来得及跟周总理说，哎！”
因为这未了的遗憾，李宗仁死前曾特意在给周恩来总理的最后一封信里说：
这最后一封信，胡友松记得非常清楚，因为他口述最后的信件时，她正守在丈夫的身旁。身为深爱丈夫的妻子，胡友松自然比谁都懂得“国家统一”在李宗仁心里的重要程度。可作为弱女子，要去帮助国家统一，却未免也太难了。
但她总觉得，自己或许能帮上忙。
可胡友松一生终究没能为祖国统一作出任何贡献。李宗仁死后，她被下放过，也辗转流离过，后来她又做了北京第一档案馆的文史研究员。这个工作是胡友松自己所选，她做这个选择还是因为丈夫李宗仁。须知，他生前最喜欢看的资料就是文史，他还经常让她给自己读一些文史资料。
胡友松很喜欢这份工作，因为它让自己觉得：她好像还是和她的德公在一起。
从文史馆退休后，总感觉自己又离丈夫远了的胡友松心情总是很低落。这期间，绘画和书法成了她唯一的精神寄托，或许是难耐寂寞的缘故，她曾在这段时日里与一个技术员结了婚。但因为丈夫粗暴自私，这段婚姻仅仅持续了极短时间。
1995年，似已看透世事，对尘世似无牵挂的胡友松在北京广济寺皈依佛门，法号妙惠居士。皈依佛门那刻起，胡友松便下定了不再理俗尘的决心。
可1996年，当负责建造台儿庄李宗仁纪念馆的相关负责人找到她，并请她协助该馆建立时，她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她甚至还将自己珍藏了几十年的李宗仁大批文物捐赠给了该纪念馆，把这些文物送到纪念馆那天，她眼里闪着泪光。
之后，每一年胡友松都会去台儿庄李宗仁纪念馆住上几个月，她太喜欢这个地方了。这是她丈夫曾经带领将士们用生命守护的地方，这里有他的热血。所以，待在台儿庄，她总能感受到踏实。
可即便如此，胡友松也不愿一直待在台儿庄，因为她不想自己给台儿庄添任何麻烦。所以，每年忙完那几个月后，她便会再度回到自己位于北京的小小院落里养花、作画、抄佛经。
长期在北京和台儿庄之间往返，这件被常人看来很折腾的事，却被胡友松认为是“幸福”。她喜欢穿梭在这两地之间，这种喜欢自然也是因为这两地：一个是她和他婚后三年的居所，另一个是他洒下热血的地方。
2007年，胡友松又来到了台儿庄。年底，她买了很多年货，她准备在台儿庄过一个丰盛的春节。可当天傍晚，她却突发腹痛。到医院检查后，她被确诊为了直肠癌。
得知自己得了和丈夫同样的癌症时，她显得非常平静，她后来甚至半玩笑地说：“我是直肠癌，和他一样的病，到死的时候我们也是同病相怜。”
皈依了佛教信奉因果的胡友松甚至觉得：她得这个病，是早就注定好的。而这个注定的结果，还被她认为是她最好的归宿。
2008年正月十六，胡友松在市立医院进行了手术，手术前医生要家属签字，胡友松笑笑说：“我唯一的家属走了，我孤家寡人一个，我自己签吧。”
胡友松的手术很成功，医嘱是要求化疗至少五次。可化疗到第三次时，她却怎么也不肯继续化疗了。别人问及她放弃治疗的缘由时，她只说：“化疗费钱，并且希望很渺茫，我也不想再给台儿庄人民增加没必要的负担。”
说这话时，胡友松一脸的灿烂与坦然，丝毫看不出苦痛和悲情。
出院后，身患癌症且已经69岁的她坚持自己照顾自己。因为时日无多，所以，她决定不回北京，留在这个曾被丈夫守护的台儿庄。在被问及这种选择的缘由时，她说：“只有这样，先生离我才最近。”
之后，安静等死的胡友松在自己门口挂上了“自修谢绝打扰”的牌子，她开始安排自己的身后事。其实，这些身后事，大部分都是关于丈夫李宗仁生前遗产的交代。
遗嘱的其中一条内容是：她将把她所有的物品和几千美元、几千港币捐给台儿庄并设立一个慈善基金。她的遗嘱最后一条内容是：她自己个人存折上的十万元工资将全部交给寺院佛友和需要帮助的人。
立下遗嘱不久后的11月4日，胡友松因周身无力且高烧径自去了医院。医院的诊断结果是：全身癌细胞已经扩散。听完诊断后，胡友松只笑了笑，她再次拒绝了所有的救治。随后，她便离开医院前往了离台儿庄不远的德州庆云县并住进了海岛金山寺。
到寺仅仅一周后的11月25日下午六点，胡友松便安然辞世了。
胡友松死后，她曾经居住过的红顶小楼一直伫立在李宗仁纪念馆旁边，这种守护，一如李宗仁晚年时她给他的陪伴。
直到今天，经胡友松倾情倡建并守望十多年的台儿庄李宗仁史料馆，依旧是关于李宗仁的最具内涵和看点的存在。这个馆作证了李宗仁的伟大人生，也作证了胡友松与李宗仁的超凡 情感 。
该馆的二楼楼梯口始终悬挂着一幅红梅画作，这幅画是胡友松亲手所绘，它为该馆的英雄豪气点缀了一抹美艳。
“梅”是胡友松的名字，也是李宗仁最喜欢的花卉，它也是最能代表她一生的存在。胡友松的一生正如陆游的《咏梅》里所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