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6-05-28
在除夕的爆竹声中终于编成了，我轻轻放下手上的笔。
放下又捡起，再端详一番：笔。
人的一生会触碰到很多物件，多得数也数不清。对我来说，最重要的物件，一定是笔。
我至今还没有用电脑，一切文字都用笔写出，被出版界誉为稀世无多的“纯手工写作”。会不会改变?不会。虽然我并不保守，但一个人的生命有限，总需要守住几份忠贞，其中一份，就是对笔。
也许很多人会笑我落伍，但只要读了我下面的片断记忆，一定就会理解了。
一
我人生的第一支笔，是一支竹竿小毛笔。妈妈在代村民写信，我用这支小毛笔在边上模仿，那时我才三岁。第二年就被两个新来的小学老师硬生生地从我家桌子底下拖去上学了，妈妈给我换了一支好一点的毛笔。我一上课就粘得满脸是墨，惹得每个老师一下课就把我抱到小河边洗，洗完，再奔跑着把我抱回座位。
七岁时，妈妈给了我一支比毛笔还长的蘸水笔，外加一瓶蓝墨水，要我从此代她为村民写信、记账。把笔头伸到墨水瓶里蘸一次，能写七个字。笔头在纸上的划动，吸引着乡亲们的一双双眼睛。乡亲们几乎不看我，只看笔。
这也就是说，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有意无意地告诉我，这笔，对乡亲们有一种责任。
九岁小学毕业到上海读中小学，爸爸狠狠心为我买了一支“关勒铭”牌的钢笔，但很快就丢了，爸爸很生气。后来知道我得了上海市作文比赛第一名和数学竞赛大奖，爸爸气消了，但再也不给我买好钢笔。我后来用的，一直是别人不可能拿走的那种廉价钢笔。我也乐意，因为轻，而好钢笔总是比较重。
二
我第一次大规模地用笔，是从19岁到21岁，替爸爸写“交代”。那是“文革”灾难的初期，爸爸被“革命群众”揭发有政治问题和历史问题，立即“打倒”，停发工资，而我们家有八口人要吃饭。爸爸希望用一篇篇文字叙述来向“革命群众”说明事实真相，因此一边擦眼泪一边写，很快眼睛坏了，就由他口述，由我代笔。一开始他还没有被关押，天天晚上在家里他说我写。后来被“革命群众”上纲上线为“反对伟大领袖”，不能回家了。他告诉当权者说自己已经不能写字，必须由我代笔。因此，还能几天放回一次，但不能在家里过夜。
我一共为爸爸写了900多万字的“交代”。我开始时曾劝爸爸，没有必要写，但后来写着写着，知道了从祖父和外公开始的很多真实往事，觉得很有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便写了下去。而且，又主动追问了爸爸很多细节，再从祖母、妈妈那里核实。这一切，就是我后来写作《吾家小史》的起点。这书，断断续续写了40多年。
当时为爸爸写“交代”，用的是圆珠笔。一根塑料直杆，每支三角钱，我写完了很多支。用这种圆珠笔，要比用钢笔使力，笔杆又太细，写着很不舒服。但爸爸要求，在写的材料下面必须垫一张蓝紫色的“复写纸”，使材料交上去之外还留个底，因此只能用这种圆珠笔。写一阵，手指发僵，而中指挨着食指的第一节还有深深的笔杆印。再写下去，整个手掌都会抽搐，因为实在写得太急、太多了。
三
再怎么说，我爸爸都不应该是“文革”斗争的重点。他不是干部，不是资本家，也不是知识分子。“打倒”他，是出于“革命群众”的嫉妒。嫉妒他什么呢?只有一条，生了四个儿子，属于“人丁兴旺”。那年月，“人丁兴旺”必然食不果腹，但“革命群众”不管，只在他平日与同事聊天中收集到几句似乎“不满”的言语，便“打倒”了，被长时间关押。
“文革”的真正重点，倒是与我的专业有关。戏剧，成了社会灾难的引爆点。整个“文革”，开始于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那是戏剧;“文革”的旗帜，是几部所谓“革命样板戏”——那也是戏剧。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这样的事：很多人只因为说了一两句与戏剧相关的话，便身陷铁窗，或丧失生命。我考上的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是学习戏剧理论和戏剧写作的，这专业一下子成了颠倒黑白、美丑、善恶的“集中营”。我决定退出，折笔改行。
在上海戏剧学院，我是反对“文革”的“保守派三座大山”之一。在爸爸已经被“打倒”的情况下，我的这种反对，在当时就是一种悲壮的自毁行为。就像我的叔叔余志士先生以连续三次的割脉自杀来抗议“文革”一样，我捧着他的骨灰盒接过了他的遗志。
正在这时，一场更大的灾难降临，全国学生必须断学废学，上山下乡，不准回城。上海学生，更是惩罚性地发配到了遥远的边疆。出发前，所有的家长和学生都必须去看一台彻底否定教育和文化的戏剧《边疆新苗》。天哪，仍然是戏剧!我看过这台戏剧后去农场时，把所有的笔都丢进了垃圾桶，包括为爸爸写“交代”的圆珠笔。当时，爸爸的“罪行”加重，不能离开关押室了，我也就无法再为他代笔。
为什么要把笔丢进垃圾桶?首先是一种抗议性决裂。“革命样板戏”和《边疆新苗》使我产生了一种专业性耻辱。其次，是因为发现没有机会写字了。到农场后给谁写信?爸爸那里不准通信，如果给妈妈写信，她又能用什么样的话语回信?而且，我打听到，我们劳动的地方根本没有邮局，寄信要在休息的日子步行很远的路才能找到一个小镇，但实际上并没有休息的日子。由于这两个原因，理所当然，折笔、弃笔、毁笔、葬笔。
实际情况比预料的更糟。我们在农场自搭茅草屋，四根竹子撑一块木板当床，睡着睡着就陷到泥淖里去了。用笔的地方完全没有，用笔的时间也完全没有。永远是天不亮下田，天全黑才回，累得想不起字，想不起笔，想不起自己是一个能写字的人。
四
1971年的一个政治事件使周恩来总理突然成了中国的第二号人物，他着手领导复课，试图局部地纠正“文革”灾难。这就使很多濒临灭绝的“边疆新苗”有可能回城读书了，也使我们也有机会回上海参与一点教材编写。我被分配到鲁迅教材编写组，这又拿起了笔。记得那笔是从静安寺百乐商场买的，一元钱左右的吸墨水钢笔。当时的钢笔也已经有了几个“国内名牌”，像“英雄”“金星”什么的，那就要二三元钱一支了，我买不起。(原作者：余秋雨)编教材，我分到的事情很少，几天就写完了。但是，复课、编教材这件事虽然由周恩来直接布置，却仍然受到主张废学停课的极左派反对，认为是“右倾翻案”，时时准备反击。他们正忙着张罗让刚刚回课堂的学生再看一遍《边疆新苗》这样的戏，“重返边疆再革命”。这让我又一次愤怒，既为教育愤怒，又为戏剧愤怒。但是，由于当时已经出现了恢复教育的势头，我的愤怒也就变成了学术勇敢。
我拿起那支一元钱的笔，开始行动。那时为了复课，各大学的图书馆重新开放。我利用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一个早就熟悉的职工蔡祥明，偷偷摸进了当时还视为禁地的外文书库，开始了《世界戏剧学》的写作。我的笔，大量抄写外文原文，再借着各种词典的帮助一段段翻译。同时还要通览大量背景材料，最后汇集起全世界十三个国家的全部戏剧学理论。这件事，在工作量上非常巨大，因为这些内容直到四十几年后的今天还没有被完整翻译过来。我当时居然凭一人之力，在密闭的空间，以笔为杖，步步潜行。更不容易的是，当时在外面，一窗之隔，只要说一句不利于“革命样板戏”的话，就会有牢狱之灾。为此，我不能不对那支一元钱的钢笔表示敬意，对自己的青年时代表示敬意。
当时完全无法设想这部长达68万言的艰深学术著作能够出版，当然更无法预料，这书居然在几十年后一直成为全国在这一重大学科上的唯一教材，未被替代。
可见，那支笔，那支帮我偷偷潜行的拐杖，在黑暗泥泞中描画出了一个庞大的学术构建。
与这个学术构建相比，我后来完成的很多学术著作，虽然更为著名，却失去了一份不惜赴死的生命力度。
五
由于我在灾难中的表现，灾难过去之后全院三次民意测验均名列第一，被破格提升为院长。连一个小组长也没有做过，却成为国家重点艺术高校的第一领导者，这似乎像是坐了“火箭”，但却是十年的信任沉淀。全院的教师和职工看了我整整十年，有的事当时没有看明白，后来也终于明白了，例如，我一次次鬼鬼祟祟地消失在外文书库的原因。
灾难中的形象往往会传播得很广，当时我的社会声望已远远超出学院，被选为整个上海市的中文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兼艺术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每次评审，我们对那些在灾难岁月投机取巧、丧失天良的文人都断然予以否定。于是，我又拿起了那支笔，一次次重重地写下了否定结论，又浓浓地签上自己的名。那支笔在当时，几乎成了法官敲下的那个锤子，响亮、果敢、权威、无可争议。
这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我那时说得上仕途畅达，官运亨通。已经是全国最年轻的高校校长，却还常有北京和上海的高官竭力要把我拉进更高的权力圈子，这在当时很容易。于是，有了一次次长谈，一次次规劝。这些高官，后来都成了非常显赫的领导人。但是，我太明白我的笔的秉性。它虽然也有能力继续成为更大法官的锤子，但它显然并不愿意。
于是，我在上上下下的万分惊愕中辞职了。辞了23次，才被勉强批准。然后，穿上一件灰色的薄棉袄，去了甘肃高原，开始踏访公元七世纪的唐朝。
当年寻找古迹，需要长时间步行，而那些路并不好走。在去阳关的半道上，我几度蹲下身去察看坟丘密布的古战场，把我插在裤袋口上的旧钢笔弄丢了。那支旧钢笔不值什么钱，但正是它，我在辞职前反复搓弄，它总是顽强地告诉我，只愿意把我的名字签在文章上，而不是文件上。
既然它对我有点重要，我还在沙原上找了一会儿。但那地方太开阔、太芜杂了，当然找不到。转念一想也释然了：这支笔是陪了我很久的老朋友，从现在起，就代表我陪陪一千多年前的远戍将士和边塞诗人吧。
我考察的习惯，不在现场抄录什么，只在当天晚上回到旅舍后才关起门来专心写作。记得在兰州我曾长时间住在一个极简陋的小招待所里，简陋到上厕所要走很远的路。当地一位年长的文人范克峻先生读过我的不少学术著作，又看到我行李简薄，便送来了一支圆珠笔和两叠稿纸。这种圆珠笔的笔杆较粗，比我为爸爸写“交代”的那一种更好用。只不过那稿纸太薄，一写就穿，落笔要小心翼翼。
我把白天的感觉写成一篇篇散文，寄给在《收获》杂志做编辑的老同学李小林。邮局找不到，就塞到路边一个灰绿色的老邮筒里。这时才觉得范克峻先生给我送薄稿纸算是送对了。稿纸薄，几篇文章叠在一起也能塞得进那邮筒。
写了就及时寄走，是怕在路上丢失。有的地方连路边邮筒也找不到，那就只能将写好的文章随身带了。随身带，又要求稿纸越薄越好。由此我养成了习惯，只用薄稿纸。即使后来可以用较好的稿纸了，也选择薄稿纸。这一来，那种容易划破薄稿纸的圆珠笔，就需要更换了。
当然，写起来最舒服的还是吸墨水的钢笔。但这对我这个不断赶路的旅行者来说，就很不方便，因为必须带墨水瓶。墨水瓶都是玻璃做的，夹在行李里既容易洒，又容易碎。据说过去安徒生旅行时是把墨水瓶拴根绳子挂在脖子上的，那就不会洒，也不会碎了。但我不会模仿他，因为那样不仅难看，而且有显摆自己“很有墨水”的嫌疑。安徒生旅行时还肩扛一大圈粗麻绳，那是准备在旅馆万一失火时可以滑窗而逃。可见，他走得比我还麻烦，但我走得比他远得多，时间也长得多。
后来我还是学了安徒生的一半，随身带墨水瓶，但不挂在脖子上。选那种玻璃特别厚的瓶子，瓶口拧紧处再垫一个橡胶圈。但这样还是不保险，因为几经颠簸后，瓶盖易裂。所以再加一个笨办法，在瓶盖外再包一层塑料纸，用细麻绳绕三圈扎紧。行李本来就很小，把墨水瓶安顿在衣服中间。
我从甘肃路边邮筒寄出的一叠叠薄稿纸，如果有可能发表，似乎应该起个总题目。因此，在寄出第三叠时，我在信封背后加了一句：“就叫《文化苦旅》吧。”后来，路还在一直走，风餐露宿，满身烟尘，却永远带着那支钢笔，那瓶墨水。我想应该对笔表示一点什么了，因此为接下来的文集起名时加了一个“笔”字，叫《山居笔记》。
六
笔之大难，莫过于在北非、中东、南亚、中亚的极端恐怖地区了。
我写了那么多中华文明遗迹，为了对比，必须去寻找同样古老或更古老的其他文明。但那路，实在太险峻、太艰难、太无序、太混乱了。我必须贴地而行，不能坐飞机，因此要经过无数关口。查啊查，等啊等，翻啊翻，问啊问。他们在问我，我却永远问不清，前面可以在哪里用餐，今晚可以从哪里栖宿。(原作者：余秋雨)由于危机天天不断，生命朝不保夕，因此完全不能靠事后记忆了，必须当天写下日记。但写日记的地方在哪里?在废弃的战壕边，在吉普的车轮上，在岗亭的棚架下。这一来，笔又成了问题。显然不能带墨水瓶，如果带了，那些人很可能会让我当场喝两口看看是不是危险物品。圆珠笔他们也查得仔细，又拧又拆，要判断那是不是特制的微型手枪。
好在，这时世界上已流行一种透明塑料杆的轻型墨水笔，一支可以写好几天，不必吸墨水。沿途见不到超市、文具店，因此我不管人住什么样的小旅馆，只要见到客房里有这种笔，立即收下，以防哪一天写日记时突然接不上。
在行经伊拉克以及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那漫长的边界地区时，一路上黑影憧憧、堡垒隐隐、妖光熠熠、枪口森森，我把已写的日记手稿包在一个塑料洗衣袋里紧抱在胸前，手上又捏着一支水笔。我想，即使人被俘虏了，行李被抢走了，我的纸笔还在，还能写作。当然更大的可能是不让写，那我也要尽最大努力，为自己保留一丝最后的机会，为笔保留一丝最后的机会。
这种紧抱稿子紧捏笔的情景，我一直保持到从尼泊尔入境西藏的樟木口岸。
那支水笔，连同我在历险行程中一直藏在行李箱中一支较好的钢笔，很快被一个慈善机构高价拍卖，所得款项捐献给了北京市残障儿童的乳品供应。
后来我在进一步研究中国文明与世界现代先进文明的差距时，又考察了欧洲96座城市。虽然也非常辛苦，但那种悬生命于一线的危险没有了，而且一路上也比较容易得到顺手的笔。
当我考察完世界那么多地方之后，从联合国开始，很多国际机构和著名大学纷纷邀请我作主题演讲。所谓主题，大多是“全球背景下的中国文明”“一个中国学者眼中的当代世界文化”“五万公里五千年”“全球面临的新危机”等等。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等等都去了，还应邀在香港、澳门、台湾长期授课。我想，既然沿途用了那么多笔，现在正该用一支更好的笔把考察成果系统地写出来了。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遭遇了意想不到的情况。
七
正是在我基本完成对中国文明和世界文明的长时间考察之际，我周围的文化格局发生了整体性蜕变。简单说来，上世纪80年代由“反思、创新”组成的文化主题全线失落，居然由大规模的“联欢”和“联谤”组成了新世纪文化的二元结构。前者标榜“盛世国粹”，后者标榜“言论自由”，中西合璧，烈烈扬扬。其他文化当然也有，但最热闹的却是它们。
这个二元结构使我和妻子走投无路。妻子马兰，那么优秀的表演艺术家，由于九度婉拒了一次据说是“顶级重要的联欢会”，被地方官员冷冻，失去了工作;而我，则不知为什么成了文化诽谤的第一焦点，“文革派”“自由派”和官方媒体亲密合作，联手造谣，我即便无声无息，也永远浊浪滚滚。这就是说，我们夫妻两人，正好被“二元结构”齐齐地开除了。我们又不愿向权力求助，因此注定无处可去。
照理应该移民，但我们没有条件，只能逃到广东省一个几乎不在意文化的城市，躲了很多年。国内无人理会，国际间却一直在热心地寻找我们，邀请演讲和演出。台湾更把我当作了中华文化的主要演讲者，邀请尤其殷切。这使我产生了一个矛盾：要不要继续凭着冒死考察的成果，系统地来阐释中国文化?
还是以前遇到过的老问题：是折笔、弃笔、毁笔、葬笔，还是再度拾笔、执笔、振笔、纵笔?
相比之下，要剥夺我妻子的演出权利是容易的，因为她已经离开了地区依赖性很强的创作群体;但是，要剥夺我的笔却不很容易，因为这只是个人的深夜坚守，没有地域性限定，除非我自己觉得没有意思了。
到底自己觉得有没有意思呢?妻子一次次无言地看着我，我玩弄着笔杆一次次摇头。还去阐释中国文化?请看报刊上永远在喷泻的千百篇诽谤我的文章，用的全是中国汉字、中国语法、中国恶气、中国心计。而且，所有的诽谤只要稍作调查就能立即识破，但整整二十年，没有任何一个文化机构和文化团体，作过一丝一毫的调查，发过一丝一毫的异议。这些报刊、机构和团体，都不是民间的。
民间，也好不到哪里去。我妻子的观众，我自己的读者，在数量上都曾经长期领先全国，在热度上更是无以复加;但一夜之间，听说被官员冷冻了，被媒体围殴了，大家也就立即转变立场，全都乐滋滋地期待着新的拳脚。
这与我在“文革”时期对民众的观察，一模一样。
因此，我除了摇头，还是摇头。
后来，突然发现了几个奇怪的材料，我才开始改变态度。第一个材料告诉我，我遭受的多数诽谤的运作中枢，居然是上海几十年前鼓吹断学废学的戏剧《边疆新苗》的炮制者;第二个材料告诉我，其他几次针对我的全国性造谣事件，策划者也是当年上海造反派司令部的两个首领;第三个材料告诉我，在上海积极响应诽谤和造谣的，主要是被我否决教授职称申请的那些文人和他们的学生。这一下子就前后贯通了，我只惊讶，他们已经年岁不小，却还如此老当益壮，徒众如云。
这几个发现让我默然良久。我父亲的十年关押，我叔叔的三度割脉，我全家的濒临饿死，我岳父的当街批斗，全都一一浮现在眼前。原来，我要不要重新拾笔，并不仅仅关及我目前的处境，而是牵涉到很大的时空坐标。
一切文化孽力都会以文化的方式断灭文化。简单说来，也就是“以笔夺笔”。因此，我作为可怜长辈的后代，还应该担负一点守护文化的责任。事实证明，我的守护并不会被当代中国文化乐意接受，但我不能光看它的脸色。我不仅还要执笔，而且也可以不再拒绝国际间的演讲邀请。我当然不会控诉我们夫妻俩的遭遇，但当我说清楚了中国文化的千年脉络、万里对比，也许会有一些中外读者对20年来由“联欢”和“联谤”组成的文化二元结构产生一点怀疑，开始认识到那未必是中国文化的真正魂魄。
因此，我又郑重地执笔了。执笔之时给自己定下了一个最严格的规矩：时间不多，笔墨珍贵，不能有一点一滴浪费在对诽谤的反驳上。(原作者：余秋雨)于是，在诽谤声依然如狂风暴雨的一个个夜晚，在远离无数“文化盛典”的僻静小屋，由失业很久的妻子陪伴着，我一笔笔地写出了一批书籍。它们是：《中国文脉》《何谓文化》《君子之道》《北大授课》《极端之美》《吾家小史》，以及它们的部分初稿《寻觅中华》《摩挲大地》《借我一生》……此外，还精选了几部中国文化经典，全都用当代散文作了翻译。以前的那些“文化大散文”文集和学术著作，也都认真地整理了出来。
至此，我不敢说对得起中国文化，却敢说我对得起自己的笔了。当然，笔也对得起我。
我还可以像老朋友一样对笔开一句玩笑：你耗尽了我的一生，我却没有浪费你太多的墨水。
不仅没有浪费太多的墨水，也没有浪费什么社会资源。这20卷书，每一卷都没有申请过一元钱的资助。据说现在国家有钱，这样的资助名目非常之多，诸如研究基金、创作补助、项目经费、学术津贴、考察专款、资料费用、追加资金……每项都数字惊人。我始终没有沾染分毫，只靠一支笔。
有了笔，一切都够了。
八
在行将结束此文的时候，突然冒出来一个回忆，觉得有意思再说几句。
记得那一次考察欧洲，坐船过英吉利海峡，正遇风急浪高，全船乘客颠得东倒西歪、左仰右合。只有我，生来就不晕船，居然还在船舱的一个咖啡厅里写作。有两位英国老太太也不晕船，发现我与她们同道，高兴地扶着栏杆走到了我身后。我与她们打过招呼之后继续埋头书写，随即传来这两位老太太的惊叹声：“看!多么漂亮的中国字!那么大的风浪他还握得住笔!”
这两位老太太完全不懂中文，因此她们说漂亮不漂亮，只是在指一种陌生的文字记号的整齐排列，不足为凭。但是，我却非常喜欢她们的惊叹。不错，漂亮的中国字，那么大的风浪还在写。这一切，不正是有一点象征意义么?
我是一个握笔之人，握在风浪中，竟然还能写那么多，写得那么整齐。
写的目的，不完全是为了读者。写到后来，很大一部分是为了那风浪，为了那条船，为了那支笔。甚至，为了那些愿意赞赏汉字外形美的外国老太太，或者老大爷。
其实，更主要是为了自己。看看过了那么多年，这个七岁就为乡亲们代写书信的小男孩，还能为乡亲们代写点什么;这个20岁左右就为父亲代写“交代”的青年人，还能为中国文化向国际社会“交代”点什么。
看自己，并不是执著于“我”。而是观察一种生命状态，能否扩展和超脱。这是佛教的意思。于是，谨此祭笔。
且拜且祭，且忆且思，且喜且泣。
原载《美文》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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