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一世纪最重要的事件,莫过于王安石变法。因此要讨论苏轼和司马光为什么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我们首先要了解变法的主角、背景、要解决的问题、经过和影响。
其实,王安石变法的真正主角,是宋朝第六位皇帝宋神宗,是他反复做王安石的工作,让王安石牵头组织变法。然而,变法失败,大家都将变法带来的不利影响的这笔帐,算到了王安石的头上,印证了刘邦那句名言:“有善归主,有恶自与。”这是不公平的,也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那么,宋神宗为什么要变法呢?这是因为北宋经历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再至宋神宗时期,已经发展了一百多年,这如一台机器,用了百多年,自然已经老化,吃国家的公务员队伍越来越庞大,人员越来越众多,财政入不敷出,周转不畅,国家机器就转动不灵了。同时,还有内忧外患在掣肘着这个本来就有点转不灵的国家,比如北方的辽国,西边的夏国,有的要输岁币,有的时时骚扰,打打停停,不堪其扰。国内呢?有些活不下去的老百姓开始造反。
你说,宋神宗继承了一个这样庞大的国家机器,却是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烂摊子,你说他急不急?加上,宋神宗继位时还未满二十岁,正是意气风发想干大事的时候,所以,他赶快把王安石从地方调到京城,先任副宰相,再任宰相,让他负责变法,变法在熙宁年间,故史称“熙宁变法”,因王安石是牵头者,又称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表法,他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充实国库、加强军备、发展农业、增加农民收入、限制土地兼并等等。针对这些问题,他推行了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保甲法、将兵法等等。这些改革措施的推行增加了政府收入,抵制了土地兼并,加强了军队建设,促进了农业发展。
那么,这么好的改革,苏轼和司马光又为什么极力反对呢?这是因为,改革虽好,但在推行改革措施的过程中变了样,好心办了一点不好的事情。比如,推行青苗法,就是政府成立一个国家银行,春耕前借款给农民买种,秋收后农民还本付息,好吧?但是,本来自愿的贷款,在推行过程中变成了强迫贷款,而且利息很高,这就非但没减轻农民负担,反而增加了农民负担,让老百姓有怨气。
再比如募役法,就是将原来按户轮流服政府差役,改为由政府雇人承担,不愿服差役的农民按贫富交纳不等的免役钱,地主官僚也要当差或交钱免役,后来清朝的官绅一体当差纳粮,就是募役法的翻版,目的是使老百姓从役事中解脱出来,保证农业劳动时间,促进农业生产。但问题是,一方面,农民倒不少服差时间,就是没有钱,所以反而加重了负担。这一方面,地主也不例外。而另一方面,原来当官的都不用服役,现在你王安石变法要交免役钱,这无形中得罪了好多地主官僚。
苏轼和司马光反对的,主要也是这些。最关键的是,王安石变法不仅得罪了苏轼和司马光,更得罪了以他们为代表的地主官僚阶层,这无异于将自己打入了另类,陷入了孤立,因此最后导致变法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