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社会舞台上，趋同与异化的演化现象如同生物界的自然法则，揭示了环境如何塑造物种的多样性与适应性。
首先，生物学中的趋同演化，如同鲸与鱼的奇妙案例，这两者看似天差地别——鲸是哺乳动物，海豚亦然，然而在海洋环境中，它们的形态却惊人地相似，四肢演化为鳍，身体流线型以适应水下生活。尽管相似，但本质差异依然明显：鲸胎生，无腮无鳞，游动依靠尾部摆动；鱼类则卵生，有鳃有鳞，游动方式以尾鳍摆动为主。这种现象揭示了环境力量的强大，它促使不同生物适应相似的生活方式。
相反，趋异演化则在同种生物中展现，如家猪与狗。尽管起源于狼和野猪，但人类的驯化过程使它们在形态上产生了显著差异：家猪体型肥大，四肢修长，而野猪则体形紧凑，头部较大。这种差异并非简单的亲缘关系决定，而是环境因素和人类干预共同作用的结果，体现了适应性在不同环境下的选择。
生物学家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论为我们理解这一现象提供了理论基础。环境的变化促使物种进行变异，适应性强的个体得以繁衍，而不能适应的则被淘汰。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自然环境的变迁是渐进的，而社会环境则更显快速。例如，移民到布基纳法索的人，即使不与当地人通婚，仅经过几代人，他们便会适应新的文化习俗，融入当地社会，这就是社会环境对人类行为的直接塑造。
社会学中的变异演化同样引人深思，人类的智能、文化和社会结构超越了生物界的限制。在历史长河中，如鲜卑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和奥斯曼帝国的融合与冲突，都是环境与文化交融的实例，它们揭示了环境变迁如何导致族群分化和矛盾的产生。自然环境的差异，如蒙古高原与华北平原，安纳托利亚与巴尔干半岛，塑造了独特的人文环境和生活方式，正如“橘生淮南则为橘，淮北则为枳”，环境变迁的力量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