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6-03-12
英国女性文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中世纪留下笔墨的仅有三位女性:女修道士朱丽安(Julian,1342-1416)；献身基督教的玛格丽·坎朴(Margery Kempe ,1373-1438)；以及生平事迹不详的朱丽安娜，伯纳斯(Juliana Berners，1388-?)
从海伦和葛忒露德看男权语境
古老的拉丁俗语说：“女人不过是子宫而已。”亚里士多德宣称：“女性之所以是女性，在于其根本上就缺少某些品质。”在欧洲文学史上，女性在无声中遭受了至少两千年的性别歧视，遭受了男性在语言上对女性实施的暴力。男性语言的霸权一方面表现在对女性形象的扭曲和人格的贬损，另一方面表现在他们用语言铺设男性意识形态的霸权语境：女人只是男人的性对象、是物质，如国土、如财产，而不是具有平等身份的同类，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海伦和葛忒露德这两个女性形象，就是典型的男权语境中的产物。
希腊神话中的海伦 在希腊神话中，海伦是宙斯之女、斯巴达王后，拥有绝世美貌，在她做王后之前就曾被抢过，后被哥哥救回。海伦当上王后以后，特洛伊王子帕里斯为了得到她而放弃了远征计划，将其劫走，导致了持续十年的特洛伊战争，最终海伦被夺回。从海伦两次被劫走两次被夺回的过程来看，这一切都源于她的美貌，无关乎她的个人意志。也就是说，女人是男人的欲望对象，而不是拥有自由意志的“人”，正如阿奎那所谓女性只是物质的说法。这一神话突出地反映了男性语言对女性实施的暴力。据现代考古和历史研究证实，希腊对特洛伊的战争的确存在过，但这场战争并非是神话中所描述的复仇战争，而是希腊为争夺特洛伊的重要地理位置和贸易权益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但是文学却将这场男人统治的国家之间的贸易战争归咎于一个女人的美貌。文学是人类意识和语言的产物，是内容丰富的文化语境的反映。从这一文学现象，我们不但得以窥见当时的男性在行为上可以随意践踏女性的历史原貌，而且还获得了男性在语言上可以对女性任意施暴的有力证据。行为暴力固然残酷，弥漫的硝烟毕竟可以被岁月掩埋，而语言暴力却早已浸入文化内部，形成天罗地网般的意识形态。可怕的是，有人甚至早把神话当成历史真相，难怪徐向英、于兴兴编著《中国人最易误解的西方文史常识》来澄清历史事实。
《哈姆雷特》中的葛忒露德 葛忒露德是莎士比亚著名悲剧《哈姆雷特》中一个重要的女性形象，她是哈姆雷特的母亲，先后做了两个国王的王后。当哈姆雷特看见母亲在父亲去世不久之后就嫁给新的国王克劳迪斯时，他愤怒地说道：“女人啊女人，你的名字叫脆弱……一头没有理性的畜生也会有更长久的悲伤。”⑥而克劳迪斯为了权力和女人，连手足都可以杀掉，哈姆雷特对他却没有做出这样的评价：“男人啊，男人，你的名字叫残忍！一头没有理性的畜生也会有更长久的悲伤。”这完全不是一个儿子可以对母亲讲的话，更何况是具有理性的王子。作为儿子，哈姆雷特用这样的语言评价母亲，反映了莎士比亚所处时代的男权语境：男人可以对女人肆意实施语言暴力。在这样的语境下，莎士比亚当然不会让葛忒露德开口发问“生存还是死亡”，也不会让身为母亲的她拥有权力反问哈姆雷特：“一头没有理性的畜生也不会对母亲说出这么大逆不道的混账话！”
海伦何以成了神话中特洛伊战争的罪魁祸首？葛忒露德何以成为莎士比亚笔下被鞭笞的对象？这是男人占有绝对话语权的结果，是男人营造霸权语境的结果。研究发现：“1580年到1589年间，英国妇女的文盲率达90%以上，而在1720年到1729年里，妇女文盲降至45%。”从“荷马时代”（公元前11世纪—9世纪）到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1564—1616），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欧洲文学史上，女性的地位一直都没有实质性改变，她们在男性霸权语境之下长期处于失声状态。“为什么在18世纪之前，没有妇女持续不断地写作？”⑧这是伍尔夫在仔细研读英国文学史后发出的疑问，在男性霸权语境下，女性不可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更不可能拥有自己的历史。海伦和葛忒露德，这两个跨越两千多年的女性形象串起了一部男人用暴力语言为女人编写的历史。
从迪金森和西苏看女作家的突围
伍尔夫强调，女性要想实现与男性同等的创作条件，必须要有物质作为保障。“她相信，当女性最终获得了与男性在社会经济地位上的平等之后，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她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才能了。”果真如此吗？在男性霸权语境下，拥有经济地位的女性要怎样写作才能从中突围出来呢？怎样才能构建她们的女性身份呢？
诗人迪金森 美国作家艾米丽·迪金森（Emily Dickinson， 1830—1886）可谓是世界女性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她在语言形式和行为方式两方面都拒绝被纳入男性的权力语境。当欧洲的女作家们采用小说体裁描写女性婚恋生活、表达她们对男女平等的诉求之时，迪金森却用诗歌与自己的灵魂对话。迪金森一生与诗歌为伴，诗作多达一千七百七十五首，她的语言无论在句法、语法、大小写、标点符号、还是传统格律上都不受任何形式的束缚。她从未想过要成为一名大众诗人，她拒绝为了迎合出版要求而修改其诗歌风格，“我的诗一定得亮着自己的光芒，无需他人的擦拭，要不然，我会藏起来直到合适的光出现”她对发表诗歌毫无兴趣，她一生只有七首诗被友人抄出，隐名发表。时间证明，迪金森的语言艺术具有明显的超时代特征，她死后受到意象派诗人的重视并被奉为先驱。在行为上，她同样采取以退为进的方式对男权语境进行突围，她主动拒绝婚姻其实并不是因为她有“怪癖”（有些评论家用孤僻、怪癖等词汇评价她），而是因为她睿智。诗人的内心深处拥有深邃而浓烈的情感，她有过几次恋爱的经历，甚至非常渴望嫁给一个她爱的人，到那个人决定娶她的时候，她放弃了。她知道，她所追求的爱情在现世是不可能实现的，在19世纪的美国文化中，有诸多不成文的戒律和禁忌，一生强调灵魂的迪金森深知，在男权社会的戒律和禁忌语境下，女性根本无法找到自己灵魂的伴侣，无法实现与男性真正的平等。“从未有过憧憬的人——狂喜/与他无缘——/节制的宴会/令美酒失色/在能到达的范围，虽然未能抓住/欲望完美的目标/不要再接近——以免现实——/会解放灵魂——”虽然迪金森的灵魂在诗文里实现了永恒，但身为时代产物的她，不可能完全逾越男权社会的戒律和禁忌，她对男权语境的突围只停留在内省的精神层面，而没有走出自己的院子，没能从男性为女性设下的禁区内彻底解放出来。“阳物中心主义成功地压制了她的声音，女人被迫放弃身体的广大领地。”
女性主义理论家西苏 法国最重要的女性主义批评家之一埃莱娜·西苏（Helene Cixous， 1937—）认为，女性的“失声”在于她们的“失身”，男人凶暴地设下霸权语境使女性与自己作对，让妇女成为他们男性需要的执行者。正是为了让女性从失语、失身的文化和政治语境中突围出来，西苏不但以女人的身份进行创作，还从事文学批评，目的是用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来颠覆男权语境。她号召女性拿起手中的笔进行身体写作，“我们一直被拒斥于自己的身体之外，被羞辱地告诫要抹煞它，用愚蠢的不温不火的性态度打击自己的身体”{13}。西苏认为，女性的身体书写有别于男权文化的语言，这是一种无法攻破的语言，这语言将摧毁男权语境中的清规戒律，具有强有力的破坏性和颠覆性。她号召女性用身体写作来批判男权文化和语言，发展女性自己的文化，深化女性解放的现实意义。无论是搞创作还是进行批评，西苏都使用色彩浓郁的、反理性的语言。她认为，父权制的语言结构是压迫女性的工具，要推翻父权制意识形态，必须从批判父权制语言开始。西苏指出女性的身体是她们被压制的原因和场所，因此女性应该返回自己的身体，应该使用符合女性愉悦特点的、开放式的、非线性的、流动性的写作方式，这样她们才能释放出被象征暴力所压抑的原始快感。显然，西苏提出的身体是带着灵魂和思想的身体，而不是简单的生理意义上的身体，她所说的身体具有隐喻意义，是用来改变男性演说模式的全新方式的思维工具，她是想让女性在精神和身体两方面从男性语言的暴力语境中解放出来。西苏的女性书写理论具有想象性，而且她把妇女解放运动局限在语言范围之内带有明显的“空想色彩”。美国最重要的女性主义批评家萧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就不赞成改写男性的语言模式和理论话语，而主张女性文学批评应该与历史、人类学、心理学及社会学领域相结合，把女性文学研究上升到文化研究的高度上，以使女性文学研究走向跨学科的层面。尽管如此，以西苏、克里斯蒂娃、伊瑞格瑞为代表的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对颠覆男权语境的贡献巨大，对世界范围内的女性文学创作及其研究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本回答被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