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个回答 2017-11-30
妾，又称姨太、陪房、偏房、侧室、妾侍，亦有小老婆等俗称，主要指一夫一妻多妾制结构中，地位低于正妻的女性配偶。
由于社会的发展，中国奴隶制度的演变，以及良贱制度的产生，妾开始指一种半自由人:她出身于良民家庭，是由购买而成为夫家的成员，这种行为被称之为"纳妾"，但她又不全属于奴隶，身份仍属于良民。虽然在当时的法律上，禁止婢女(青年女奴，属于贱民)成为妾，也禁止妾直接成为妻，但实际上这些法律经常被违反。正妻死后，若妾要成为继室，要经过一重仪式，称为扶正。例如唐玄宗开元时，以孝友闻名的李日知"卒后，少子伊衡，以妾为妻"。唐德宗时大臣李齐运，"以妾卫氏为正室"。
在中国历史上，妾所生的子女称为庶出，正室所生的子女称为嫡出，一般情况下，除非正妻无子女，否则庶出子女没有爵位及宗族继承权。流动财产上庶出子女拥有部分财产继承权，但一般低于嫡出子女。《大明律》规定，"凡嫡庶子男，除有官荫袭先尽嫡长子孙，其分析家财田产，不问妻妾婢生，止依子数均分。"
在中国古代，男人纳妾的原因主要就两条：喜新厌旧或正妻无嗣。无论是出于哪个原因，妾的工具性都是不言而喻和显而易见的。也正因为如此，在社会以及家庭中，妾的地位都是极其卑贱的，不能与正妻同日而语。妾与夫的关系，最令人震惊的是：他们之间不属于亲属关系，而完全是一种君臣关系。妾不能叫自己的男人为夫，而是要称为君。《汇苑》中有云：“妾，接也。言得接见君子而不得伉俪也。”意思就是说：妾不过是男女交接的工具，只能与丈夫发生性关系，却没有资格被称为夫妻。其实也难怪这样，因为妾本就是古代男人们买来的商品，其本质就是让男人能欢愉的一件工具。在古代男人心里，这和买一头耕牛，牵回家种田犁地是一个道理。主人不可能因为喜欢这头耕牛，就去和牛做起亲戚，而妾的命运也是一样。而这也不能全怪男人的薄情寡义，毕竟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都讲究一个门当户对，而这种思想在当时早已经根深蒂固、不能动摇。正由于妾与夫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亲属，所以抛弃妾室都是极为随便的，男人甚至都不必负担任何后果。且这种行为完全是受到封建律法保护的。在《清律》中就有云：“妾则微而贱矣，夫爱则留之，恶则遣之，无关轻重，自不得与正妻同也。”
妾室的身份注定了一个悲剧，其命运与丈夫的正妻是全然不同的。妾，可以用来与人交换，而且不光可以换人，甚至可以换畜生，这绝非是危言耸听。唐诗之中就有很多“爱妾换马”的神篇。这说明为妾的女人和一匹马的“价值”，在古代男人的眼里几乎是等价的。当然，也有很多时候，马主人还不是很乐意交换。唐代李翰的《异闻录》中就有记载：一位姓鲍的书生有一美妾，平时视若珍宝，宠溺有加。可是，当他知道自己表弟韦公子弄到了一匹好马的时候，立即便毫不犹豫地“移情别恋”了。他艳羡良驹，便决定用自己的美妾去换那匹马。而且，韦公子知道鲍书生的交换意图后，还不肯交换。是鲍书生最后使诈，用醉酒赌钱的手段，欺骗那韦公子上当，最终才能完成这场以妾换马的勾当。在我们现代人眼中，这等事情颇有些下作无耻，但是与之类似的事情在中国古代却屡见不鲜，并不算什么稀罕的奇事。在唐代，著名诗人张籍就曾用自己的爱妾柳叶，换回了一盆心爱的山茶花。而北宋大文豪苏东坡被贬官时，竟更加大方地将身边的妾室一律免费送人，甚至完全都不顾忌其中两名女子都已怀有他的骨肉。
北宋的大宦奸，"六贼"之一的梁师成就自称是苏东坡送人妾室之子。而苏轼的儿子苏过听到后，不但不以为忤，还与梁师成亲密无间、交往频繁。梁师成其人聪慧、狡诈、但善于谄媚，而且还读过几天书，但可惜的却是个宦官。后来，他深得宋徽宗宠信，官至检校太傅，甚至连蔡京父子也都来谄附，故时人称之为“隐相”。这梁师成虽认得几个字，但文章却是作得一塌糊涂。然而，其人自视甚高，总是四处夸耀自己是苏东坡的儿子。在当时，苏轼的文章早已经被官府列入禁书，甚至是尺牍之物也皆都毁掉。梁师成也算仁孝，恃宠向宋徽宗抱怨：“先父何罪之有？要如此惩罚于他？”于是，宋徽宗自此对苏轼文章不再过分追究，这才使得这些禁书又变为坊间可随意观看的大众读物。而且，一向奸诈的梁师成却对“兄弟”苏过真是很不错。他曾经亲自交代管家，“若小苏学士借钱用，少于1万钱的就不要禀报了，直接给他就是。”
小妾身份地位的低贱，已经反应在古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唐、宋的法律都有明文规定：丈夫若殴打妻子，罪行降二等。若是殴打妾室，则罪行再降二等。夫或正妻杀死妾室，完全可以不论罪。但若是妾室殴打丈夫，则比正妻殴夫罪加一等。甚至在鱼水之欢上，妾与正妻的待遇也截然不同。妻子可以在床笫上陪夫至天明，而妾室则不行，待到丈夫安眠后，便得自行离去。此外，妾室所诞下的子女，也会受母亲卑贱地位的影响。从先秦时代起，这种情况便一直都存在。周代就有“严嫡庶之辨”，即在选择继承人时，以嫡出为优先继承人，而就算是庶出之子年纪较大，也全是枉然之事。而到南北朝时，庶子的命运则变得更加凄惨。《颜氏家训·后娶篇》中有言：“河北鄙于侧出，不预人流。”这是根本没将庶出当成人看。
到宋朝时，杀妾子以绝后患的做法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在洪迈的《夷坚志》中，就记载有一个崇安人黄崇的故事：黄崇的母亲死后，其老父独自鳏居。晚年寂寞，纳妾自误。岂料父亲老树开花，新娶的小妾竟然意外地怀了身孕。临产之前，黄崇出门在外。可在得知父亲小妾已经产下一男孩的消息后，黄崇便立即归家。在见到老父亲后，他先是作了个揖，然后拎起婴孩便扔进自家酒缸。其结果可想而知，那个孩子刚出满月，稚嫩体弱，就算不被淹死，也会醉酒而亡。这等可怜之事，黄崇的老父亲见到却视若无睹，听之任之。由此可见，古代庶出之子的生命是多么地不值一提。而此时，这婴孩的母亲早已是惊骇交加，伤心欲绝。古代妾在家庭中地位的低下，往往将会导致她们人生的悲剧。单就妾的功能性而言，这些女人除了是丈夫的玩物之外，还要充当绵延子嗣的工具。但是，妾是女人，自然就有女人的各种需要。除了正常的夫妻生活外，她们更加迫切得到男人的呵护和安慰。但在古代的社会背景下，男人在利用完她们之后，大多不会去体味她们的种种感受。
自先秦时代开始，中国便开始盛行可怕而惨无人道的人殉，而这才是古代的戚戚小妾们，永远挥之不去的噩梦。被人殉的女人，一般都是墓主人生前最挚爱妾室。而关于小妾殉葬的事例，自古便多不胜数。晋朝时，有一人名唤张天赐，有妾室薛氏、阎氏二人，深得宠爱。这一天，张天赐病重，自以为不久于人世。便唤来两个小妾，问道：“我将离世而去，你们要怎么办呢？难道就此嫁为人妇？”二女倒也爽快，答曰：“若老爷有个三长两短，吾二人必将追随于地下，以报君恩。”不久后，张天赐的病情急转直下，二妾见后，便相继拔剑自刎而亡。岂料张天赐却命不该绝，不久便悠悠醒转，很快竟已彻底痊愈。而他那两房忠贞妾女，从此便只能一起空等在幽幽冥府之中。而大病刚愈的张天赐却继续荒诞，又选回了数位佳人，欢愉依然如故。
小妾的生命低贱且难以保障，她们除了要为自家主人（丈夫）殉节外，很可能还会遭到刻意的残害。有关这方面的历史事例，多如牛毛矣。西汉江都王刘健，一个彻头彻尾的虐待狂和杀人狂。刘健极为好色，家中养着数百名美艳女子为妾，然而他却并不满足于此。刘健的父亲刚刚死去，他便在棺材旁逐个强暴了父亲生前极为宠爱的十多名美妾。这个心理问题极为严重的刘健，在玩弄完父亲的女人后，还感觉不太过瘾。于是又将这些可怜的女人裸体绑在屋外的树上，令其饥寒而死。另有一次，刘健忽来兴致，要去湖上泛舟。有四名美妾先一步登船，准备饭菜。可这刘健却一脚蹬翻了舟船，在岸上兴高采烈地看着湖中挣扎溺亡的四名小妾，手舞足蹈，哈哈大笑。刘健杀妾只是为了取乐，而下面讲述的这两位，他们杀妾的原因竟是为了一场“比赛”。隋末时期，有两个大富豪，深州的诸葛昂和渤海的高瓒。渤海高瓒自以为是当世第一巨富，便上门与诸葛昂斗富。不料诸葛昂却只将他当成一个“土豪”，端出一盘腌鸡就想把高瓒打发走。高瓒不服，心中更是气闷，便摆出一桌超常丰盛的宴席，并特邀诸葛昂去赴宴。而诸葛昂对此则更不服，回家后摆下了更丰富的菜肴珍味，要与之斗宴斗富。至此，这二人你来我往，奇招频出，斗富之举开始不断升级。后来，二人招数全都用尽，却依旧没能分出个胜负。而这时，家中的小妾就派上用场了。诸葛昂和高瓒二人具是惨无人道之辈，他们竟相继杀妾做菜，招待对方，用以显示自己的富贵，着实令人发指。可怕！可恨！可悲！可叹！
在古代，妾的本质其实就是男人的玩物，根本没有贞操可言。所以在丈夫死后，妾室要改嫁是不会遭到非议的。然而，由于封建社会流毒的迫害，致使许多妾室也都赶起了时髦。《明史》中就有记载：黄冈的宋蒙去世以后，正妻刘氏随即改嫁，而所生子女自此无人抚养。宋蒙小妾余氏膝下无子女，又因妾室的身份没有守节的义务。因此按道理来讲，余氏是完全可以名正言顺地改嫁他人的。然而，余氏这个女人却是一位有理想、有道德、有抱负的“三有妇人”，她最崇高的理想便是要扬名显姓、光耀门庭。丈夫宋蒙虽然死了，正妻刘氏虽然也改嫁了，但是小妾余氏却偏偏不嫁。正妻的孩子没人管，余氏便深夜忙碌，织布卖钱，一直含辛茹苦地抚养丈夫的孩子。余氏生的美艳，自然会有人打起她的主意。可是，最终却一点门都没有，所有提亲的媒人全都被拒之于大门之外。20多年后，余氏因劳累过度，重病侵袭。生命垂危之际，她却留下了一番感人肺腑的临终遗言：“我就要不行了，不能再照顾你们。切记！切记！我的目的还没有达到，你们要继续努力，一定要做人上人。”几天以后，余氏撒手人寰、轰然死去。这位甘愿守节的小妾，其事迹很快就传遍了中华大地，老天都被感动得哭了。于是，一位普通的无名妇人——余氏，最后竟被写入了《明史》，而这也算是一举得偿她扬名显姓的生平夙愿吧！本回答被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