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秋，一个星期六的清晨，彭令来到南京朝天宫古玩市场一个偏远的地摊上，被一本外表破烂、封面写着《记事珠》的手抄本吸引。本子破烂，但里面的字却写得好，开价很高。几番讨价还价后，彭令才高价将该书买到了手。连续多天的辨别后，彭令惊奇地发现，他无意中购得的古书，竟然是清代中期著名学者、书法大家钱泳的“笔记本”。
此后，多次相约后，彭令将古书呈送给著名古文献专家、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审鉴，辛教授认同彭令的查证结果。2006年，彭令拿着经辛德勇鉴定的《记事珠》到中国书店春季书刊资料拍卖会上公开拍卖，但因没有合适的买家，古书稿流拍。
拍卖会结束，彭令又拿着书稿，找到天津古籍版本专家张振铎，将破烂的书本大体分为杂记、金石字画、《履园丛画》草稿及信札底稿四部分，并请高手装裱成册。
彭令开始逐字逐句查证。翻阅《记事珠》中的杂记部分《册封琉球国记略》时，他见文中提到齐鲲、费锡章、沈复等清代人物。
逐一查证这些人物，彭令惊奇地发现，钱泳所抄录的嘉庆十三年有关人员出使琉球的文字，极可能是沈复《浮生六记》卷五的佚文。网购来多达百余斤相关书籍资料，并参考台湾高雄师范大学经学研究所蔡根祥教授《浮生六记》的研究成果，彭令了解到，《浮生六记》在沈复身后才刊行于世，但不久即湮没在历史的尘烟中，光绪三年才被人偶然在苏州发现，但“六记已缺二”。其后流传的所谓《浮生六记》足本，后两记均为伪作，这让他更加确信了自己的判断。
往返于国家图书馆、搜寻众多关于《浮生六记》的资料，直至联系蔡根祥等一批专家学者，彭令求证出钱泳抄录的6200多文字，正是沈复的《浮生六记》第五记《中山记历》（原名为《海国记》）中的内容。
2012年3月12日，依据彭令的发现，人民文学出版社专门出版新增补的《浮生六记》。在该书的出版说明中，特地指明：可喜的是，最近有收藏者发现了沈复同时代人，清代著名学者、书法家钱泳的《记事珠》手稿，其中有关于沈复和《浮生六记》的重要文献。特别是《册封琉球国记略》一篇，更被多位学者认定为抄录失传的《海国记》的初稿本。
2006年春季拍卖会后不久，彭令接到香港一位神秘人电话，表示愿出高价希望他转让。行家们的出手，更让彭令加深了对《记事珠》的研判，远在台湾高雄的蔡根祥教授，更是在自己研究的同时，积极支持彭令的研究。
考证过程中，曾经在轰动一时的“香港龚如心遗产纠纷案”中进行文字鉴定的我国著名文检专家担当技术顾问，确证《记事珠》与举世公认的钱泳书法“俦游纪胜”为同一人书写。专家同时作出判断，钱泳与沈复为同时代人，他亲眼目睹了《浮生六记》并作了抄录。
随着研究考证的深入，《记事珠》中浮现出失传已久的《浮生六记》中第五记初稿《海国记》。惊世的发现，在短短的时间内，让这本手抄本成了众藏家甚至日本许多人士青睐的珍品。2008年，在多位行家高价购买《记事珠》不成后，一位神秘收藏者表示，沈复与他同为苏州人，他愿出60万元收购此书，并提出要捐给苏州博物馆。 但彭令多方打听，苏州博物馆根本不知道这件事。2009年年底，日本的一位藏家也给彭令打来电话，开出的价格高达1000万元人民币，彭令当即拒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