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3-02-01
古代天津，据发掘出土文物的考证，早在战国时期已形成若干先民的聚落点。然而，在西汉时期发生过一次大范围的海浸，滨海平原淹没，汪洋一片，荒无人烟。尔后，随着海河水系的形成，聚落始繁。有文字可考的最早的村落名曰“直沽”，位于海河汇流源头的三岔口，故又名“三汊沽”。后人曾形象地称海河为“母亲河”，称三岔口为“天津的摇篮”。比喻生动亲切，深入人心。直沽依河生息，先民除农耕外多以捕鱼为业，故史书称“初仅一渔堡耳”。早期人文心态如何，文字记载阙如。直沽地处北陲，远离中原文化，发展滞后。先民无法解释许多自然现象而产生一种恐惧心理，遂以敬神驱鬼、祈福消灾的迷信活动作为精神支柱。这一点，从许多墓葬中随葬的神佑与避邪的祭物，可略见其端倪。
隋唐时期佛教文化已传布北疆。唐贞观年间李世民率师远征辽东，奏捷回朝途经直沽，驻跸于海河岸边的庆国寺，同行的鄂国公尉迟敬德在庙中挂甲，李世民遂敕赐更名为“挂甲寺”。这一掌故未见正史记载，属口碑史料，县志对此有所记述，足以凭信。由此可知，至迟在唐朝初年佛教已传布直沽，寺庙当不止庆国寺一处。据史书记载，元至正年间，有天竺（印度）僧人海会结庵于城西北海会寺，说明直沽当时的佛教已形成一定气候。明清时期，佛寺香火日炽，城厢内外寺庙多如繁星，《津门保甲图说》中有图为证。
清康熙年间，天津有两位诗僧：一是大悲院的世高，一是海光寺的成衡，结交名士，吟诗作画，传为禅林佳话。近代又出现两位高僧：一是弘一（李叔同），一是倓虚（王福廷），修持谨严，造诣厚重，前者被尊为“南山律宗第十一世祖”，后者被列为“天台宗第四十四世法嗣”，声名远播海内外。因此，天津的佛教文化渊源不容忽略。
元朝定都于大都（今北京），粮食、布帛皆仰给于江南，为此开辟了海上运输线，漕运文化、妈祖文化伴随而来。直沽是漕运的终点码头，为祝祷航行安全，在大、小直沽先后建造了两座天妃宫（天宫后），每当漕船抵达，官员隆重举行酬神祭典，成为直沽社会生活的一大盛事，从而活跃了天妃宫周边的商家生意。天妃宫的建立，可视为天津城市发展的历史坐标，故古谚有云：“先有天后宫，后有天津城。”天妃即妈祖，传说中的护航“女神”，在“落户”直沽以后，又演化为兼司护佑妇婴包括生儿育女的“子孙娘娘”，成为津沽妇女至爱的膜拜偶像；后来又被颂为“三津福主”，俨然天津城的保护神了。至康熙年间，又推出“天后出巡散福”盛会（皇会），届期全城载歌载舞，万人空巷，犹如西方的“狂欢节”。妈祖文化渗透民俗民风领域，构成直沽文化的一大特色。
明朝永乐二年（1404）天津命名，设卫筑城，奠定了城市发展的基石，再过两年，就迎来建城600周年。天津设卫，成为拱卫京师的屏障，军旅常驻，商贩云集，流动人口激增，显现出移民城市的特征，文化上亦然。
《天津卫志》载称：“天津近东海，故荒石芦荻处，永乐初始辟而居之，杂以闽、广、吴、楚、齐、梁之民。”也就是说，天津接纳了戍边、漕运、经商、逃荒的大批移民，伴随而来的是军旅文化、运河文化、江淮文化、闽粤文化、伊斯兰文化，尤应提出的是语言文化。据语言学家考察，别具特色的天津话，母语源于江淮，人口构成的变化铸造了天津方言。伊斯兰文化是随同回民迁徙而传入的，设卫之初落户津北天齐庙、穆庄子（后合并称天穆村），建造了清真寺，清真菜肴也逐渐推广开来，成为天津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方杂处，风情各异，移民文化丰富了天津历史文化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