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30年代初到“七七事变”前是北京大学史学系最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史学系的专任教授以及兼任教授，有孟森、陈垣、顾颉刚、钱穆、胡适、傅斯年、姚从吾、蒋廷黻、雷海宗、陈受颐、周作人、陶希圣、李济、梁思永、汤用彤、劳干、唐兰、董作宾、毛子水、郑天挺、向达、赵万里、蒙文通等人，阵容非常强大，可谓极一时之盛。
学生当中也人才济济，桃李芬芳。仅1935和1936两届毕业生中，就涌现了王树民、全汉升、何兹全、杨向奎、李树桐、高去寻、邓广铭、王崇武、王毓铨、杜呈祥、张政烺、傅乐焕等一批杰出的历史学家。
在北大求学期间，傅乐焕遇到了对他此生学术道路影响最大的两位导师，一位是胡适，另一位就是他的堂叔傅斯年。胡适自1932年起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至“七七事变”后才去职。在此期间，他为史学系讲授过中国哲学史、中国中古思想史、中国文学史概要等课程。傅乐焕上四年级时，选修了胡适开设的一门“传记文学习作”课，受益匪浅。傅斯年在北大史学系先后开设了《史学方法导论》、《中国古代文籍文辞史》、《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上古史择题研究》、《汉魏史择题研究》等五六门课。其中“史学方法导论”这门课给傅乐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傅斯年在课堂上再三提出“史学即是史料学”的命题，并且常常把“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句话挂在嘴边。如果说傅乐焕在学术方向的选择上主要受胡适的引导，那么他的学术风格和治学方法则留下了傅斯年史学观念的烙印。
不过，要说傅斯年对他的“栽培”和“陶冶”，那主要还是在毕业以后的十年。1936年，傅乐焕毕业后应聘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先后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等职。抗日战争时期，随研究所迁徙长沙、昆明、重庆等地，始终在傅斯年的指导下做历史研究工作。他长期从事辽、金、元，特别是辽史研究。虽然辽朝有专司起居注的官员和史官，但是他的史官从未像同时代的宋和后来的金代史官那样尽职和具有专业才干。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是直到辽朝后期还没有按中国模式确立一个固定的都城及宫廷和官府。契丹宫廷总是不断迁徙，皇帝从未放弃在帝国内的定期游徙和定期前往他们的四季行宫。这种形势的政府不利于正常保存国家的档案。各级政府的个人专断形式，加上辽朝管理体制被分割为北面官和南面官，前者用契丹文记录部分公务，后者则专门使用汉字，更使资料不易保存。辽朝灭亡之后，只有少量公文存留下来，可惜没有一件留存至今。
在这种资料极为匮乏的情况下，傅乐焕费尽周折，于1942年发表《辽代四史捺钵考》，以辽帝春山、秋水等行迹为主线，对有关地名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作为宫卫的斡鲁朵，始终跟随着皇帝四时捺钵。四时捺钵是否有相对固定的地点？据傅乐焕多方考证，辽诸帝四时捺钵，分为两个时期：太祖至景宗时期，捺钵地点如下：太祖：春·东楼；夏，北楼；秋，西楼；冬，南楼。太宗：春，土河；夏，沿柳湖·凉淀；秋，无考；冬，上京一带。世宗：无可考。穆宗：春，潢河；夏，庆州；秋，庆州；冬，庆州。景宗：春，无定所；夏，沿柳湖·燕子城；秋，庆州诸山·炭山；冬，上京·西京。上述诸帝四时捺钵的地点，基本上在西楼·东楼·南楼·北楼之间。
辽圣宗至天祚帝时期，捺钵地点大体如下：春捺钵主要地点：长春州之鱼儿泊；夏捺钵主要地点：永安山·炭山；秋捺钵主要地点：庆州伏虎林；冬捺钵主要地点：永州广平淀。圣宗以后诸帝捺钵的地点，除春捺钵为长春州之鱼儿泊外，夏捺钵·秋捺钵·冬捺钵的地点分别在永安山·庆州伏虎林·永州广平淀，为辽太祖时期的北楼·南楼·东楼。大体上沿袭了辽太祖时期的捺钵地点而稍有变更，只是春捺钵的地点变为鱼儿泊。契丹皇帝每年四时，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于四地之间。
作为宫卫的斡鲁朵，也随同契丹皇帝往返四地之间。皇帝四时捺钵的地点，大体上自辽圣宗之后是基本固定的，所以，斡鲁朵是有相对固定地点的。由于这篇论文论证翔实，不仅对了解辽朝疆域和地理极有价值，并且揭示了辽朝制度的特色以及对后来金、元、清三代的影响，该项成果获中央研究院“杨铨奖金”。1947年由英国文化委员会资助，傅乐焕又去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深造，他在那里继续从事契丹、蒙古及中亚民族史的研究工作，完成了《捺钵与斡鲁朵》一书的写作，获得了博士学位。1950年调中央民族学院，先后在研究部·历史系工作，曾任历史系副主任·院工会副主席等职，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员和学术委员。1966年5月23日“文革”中在北京陶然亭被迫害而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