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这个词最早是由希腊的一位名医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公元前460－370年）提出的，他被誉为“医学之父”。
希波克拉底用“carcinos”和“carcinoma”来描述非溃疡性和溃疡性的肿瘤。
在希腊语中，“carcinos”和“carcinoma”都是指“螃蟹”，之所以用这样的一个词来命名这个病，是由于癌症是可扩散性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螃蟹那钳子向四处张开时的样子。
Carcinoma是最常见的一种癌症。
这说明癌症已经发现2000多年了
这个你不用怀疑,中国的医学不落后的,癌症这个词最迟也会在鸦片战争的时候流入中国,再怎么说就算没这个词,病症中国的老医学家早就会知道,所以我想中国人知道癌症,也不会少于1000年 看这个吧
王立达（1958：94）说，“癌”是日本人创造的汉字。
王说曾为一些学者所继承，如胡新化（1999：47）等。
然而，据黄金贵（1995：617）、何华珍（1998：152）考证，“癌”字最早见于宋东轩居士《卫济宝书》（1170年）。
《卫济宝书》是一本外科专著。
其中卷七有“痈疽五发”之说：“一曰癌”、“二曰瘭”、“三曰疽”、“四曰痼”、“五曰痈”，且附有图示。
当时的“癌”是指什么呢？曰：“癌疾初发者，却无头绪，只是肉热痛，过一七或二七，忽然紫赤微肿，渐不疼痛，迤逦软熟紫赤色，只是不破。
宜下大车螯散取之，然后服排浓败毒托里内外补等散，破后用麝香膏贴之，五积丸散疏风和气，次服余药。
”“癌”作为中医的“五发”之一，表示痈疽之属，这与现代意义的“癌”不能同日而语。
“癌”字开始具有现代意义，最早是在1792年日本大槻 玄泽的《疡医新书》。
在该书中“癌肿”用来翻译荷兰语kanker（高柏，1996：220，240）。
19世纪中期，日本的一些英日词典又将“癌”与英语cancer联系了起来。
据史有为（1998：13）考证，1857/1862年屈达之助编的《英和对译袖珍辞书》中，即用“癌肿”来对译cancer。
同是在19世纪中期，在中国却是另一种情形：cancer不是用“癌”来指称，而是用了“痈”、“痈疽”这类名称。
1857年，合信（Benjamin Hobson，1816-1873）《西医略论》：“直肠痈生在 *** 上一二寸间，此证不多见，亦无治法。
”（见《西医略论》，第Ⅱ卷，上海：仁济医馆。
载幕末期医学书复刊，第Ⅱ期，东京：冬至书房，昭和六十一年，第77页）“直肠痈”，即直肠癌。
在《西医略论》书后所附英汉对照目录中又有：“Cancer，痈疽论”（同上，第162页）。
“痈”、“痈疽”原为中医术语，合信也说：“痈疽论，此借用中土之名以立说。
惟乳痈与中土所论同，余则异。
”（同上，第Ⅰ卷，第109页）
那么，在什么时候中国开始用“癌”字来表示cancer呢？《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在“癌”字条下所列的书证均选自鲁迅写于1925年的一封信。
从这个书证看，当时鲁迅已经用“癌”字来表示cancer了。
史有为（1998：12）说：“大概到了20世纪20年代或其前后，中国才确定使用‘癌’对译cancer，例如1923年《英汉双解韦氏大辞典》即以‘癌，毒癌’来注释cancer。
”比《英汉双解韦氏大辞典》早出版5年的一部工具书里，我们也找到了“癌”字的用例。
1918年，在孔庆莱、吴德亮等人编辑的《植物学大辞典》（商务印书馆，上海）中，收有“白屈菜”条，在该条下面载有：“此植物有毒，惟其地下部可用为治胃癌之药。
”（见该书第300页，下栏）白屈菜根是一种中草药，它破瘀消肿，止血止痛，可医治消化性溃疡病，对胃癌也有一定的疗效（江苏新医院，1986：749）。
在日本，早期的一些词典中，癌多称为“癌肿”。
但到了1915年，松井简治在《大日本国语辞典》中说，“癌”为“癌肿”之略（史有为，：1998：13）。
看来在那时或许更前，“癌肿”已经可以简称作“癌”了。
因此，具有现代意义的“癌”字从日本传入中国，估计是在19世纪初。
以上1918年的那个例证可能不是最早的。
此外，关于“癌”字的读音也是值得一提的。
“癌”本来读yan。
李荣（1990：324）说：“一九六一年，《新华字典》大修。
编者考虑到‘癌症’（cancer）跟‘炎症’（inflammation）最好有个区别，就参考某些方言‘岩’读如‘崖’，就是ngai一类的音，北京语音没有ng声母（除非是连读或ng自成音节），就推荐‘癌’读ai。
”但史有为（1998：10）说：“‘癌’字在民间很早就读‘白’了。
据笔者回忆，上海地区在50年代时大部分人在说普通话时都不由自主地读成ai，笔者那时也是如此。
”陈原（尘元，1991：208）也说：“五十年代把‘癌’字改读ai，‘胃ai’就是‘胃癌’，大症;‘胃yan’却是‘胃炎’，小病。
胃炎、肺炎、肠炎的炎，都按原来读法yan，而将胃癌、肺癌、肠癌的癌，改读ai，以示区别。
”因此，史有为（1998：10）说：“1961年《新华字典》秉持约定俗成以及同音区分的原则，始改其音，确实是顺乎自然的善举。
但绝非简单的‘推荐’，而是先有现实，其后再加以确认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