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对雇用的外来务工人员，强制实行‘周薪制’的工资制度，以更有效地保护外来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广东省人大代表朱列玉为解决拖欠薪资问题提出了“周薪制”的建议。 朱列玉认为，一般外来工所服务的岗位多为劳动密集型企业，他们所提供的多是短期内可以估算劳动量以计算报酬的劳动，与此同时，这类劳动密集型企业正是欠薪高发的行业。因此，在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对雇用的外来务工人员，强制实行“周薪制”的工资制度，可以解决企业拖欠薪资的现象，降低劳动者讨薪风险。
事实上，自2009年8月1日起，厦门市翔安区开始试行建筑工人工资按周发放制度，明确规定，在施工单位与劳动者（或劳务分包企业）签订的合同中，应明确以货币形式每周支付工人工资。若一周内难以核定工人完成工作量的，可以每周预付工资并按月结清，预付的工资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周平均值。
在朱列玉看来，这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对于企业而言，由于企业必须每周向劳动者结算工资，一旦发生欠薪，劳动者可以立即停止工作并向劳动部门举报企业的欠薪行为，提高了企业欠薪受制裁的风险成本，会大大降低企业的违法欠薪冲动。对于劳动者而言，即使发生了企业欠薪问题，被拖欠的工资数额也不会很大，加之可以及时向企业追讨，劳动者因企业欠薪而遭受的损害程度和维权难度也大大降低。
周薪制促进农民工消费
中国农民工的高储蓄与月薪制有密切关系，长期积压的工资是除困苦生活环境之外，另一个制约消费的重要因素。
以一个普通农民工为例，20岁出头的年龄，怀揣梦想来到外地打工，在某个城市的一家工厂找到一份工作，每天除了辛苦工作10几个小时，便是吃食堂，睡在拥挤脏乱的集体宿舍。按照某国特色惯例压一个月工资，直到2个月后，才拿到自己第一份薪水。长时间没有收入，并且没有消费渠道的生活使人们失去的消费欲望，导致农民工从参加工作时起便强化了储蓄的偏好。
如果年轻农民工能在工作一个星期之后，便领到自己的第一份薪水。虽然不是很多，但还是比父母给得零花钱多很多，更是自己独的象征。然后周末与朋友聚会，各种吃喝，买新衣服，夜店找妹子。在新城市租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没有了父母的唠叨，开创属于自己的生活，中国农民工的生活其实可以过得很美好。
同样的工作，同样的薪水，只是不同的生活方式，却造就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一种是苦逼的杨白劳，另一种是欢乐青春。进而形成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一种是“除了钱就是恨”，另一种则洋溢幸福与和谐。
生产消费才能创造经济，只生产，不消费的结果就是经济危机。可我们的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在不断压缩工人们的消费生活。我国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意识到，企业制造的产品最终还是要由从事生产的工人所消费。
假如连生产商品的农民工都不买这些商品，还指望谁来买，假如没人买，生产的商品卖给谁？不会享受生活，就失去了创造生活的意义。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们在吃饭，穿衣上已经赶上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只是在汽车和住房上有很大差距。
如果每个农民工都住上12平米的单人房间，每个星期按时领到工资，每个中国家庭都有一辆廉价的家用车，中国经济必然会继续高速增长，并赶上欧美国家，因为经济最终是由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所决定的。
来自《中国消费的三驾马车：实行周薪制，普及家用车，消灭集体宿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