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积高先生是一位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我作为一位曾受过他耳提面命的学生，自然受益良多。但要我较全面地总结他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却深感力不从心。这里只能就他的治学特点谈谈个人的一些粗浅理解，以略表怀念之忱。我想，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总结前人的学术遗产以惠溉后人，是学者的共同责任。因而，我希望有更多的同行来从事这一工作。
我认为马先生治学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注重通观。所谓通观，首先是指对研究对象本身作比较全面的考察研究，其次是指对与研究对象相关的东西作不同层次、不同方向的考察、分析和比较。只有通观，才会有开阔的视野、独到的理解、恢弘的气势，也才能得到比较靠得住、比较经得起同行乃至后人反复检验的结论。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就是讲的“通观”二字。通观是史学家必须做的最基本的事情，然而又是一件最费力、最艰苦的工作。不全面占有史料，不阅读大量的原典，不长期坐冷板凳潜心仰观俯察、提要钩玄，哪里谈得上什么通观！观先生的著作，如《赋史》（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宋明理学与文学》（1989年湖南师大出版社出版）、《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1996年湖南出版社出版）、《荀学源流》（200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等，就真正体现了通观的工夫。这里以《赋史》为例。这部著作写成于1983年，四年之后，即198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只是利用了三个假期加上别的零星时间），但实际上，早在青年时代，马先生就已在酝酿、准备。所以说它是穷马先生毕生精力之作，应不是夸张之词。这部著作，被誉为“千古赋史第一部”（1987年9月15日《古籍书讯》），其学术成就早已为学术界同行所认定。这里我要说明的是这部著作所体现的马先生“通观”这一治学特点。比如就什么是辞赋这一基本问题而言，前人早已根据楚辞、汉赋下过不同的定义。马先生并没从前人已有的定义出发，而是下大功夫全面考察了自先秦至清代的赋作，从而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他认为，《汉书·艺文志》的“不歌而诵谓之赋”具有合理因素，但弊在太滥；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的“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的定义也并不适合于所有的辞赋作品。他在通盘研究的基础上指出，赋的形成主要有三种不同途径：（1）由楚辞演变而来的骚体赋；（2）由《诗》三百篇演变而来的诗体赋：（3）由诸子问答和游士说辞演变而来的文赋。在以后的流变中，骚体赋和诗体赋变化较少，而文赋则有逞辞大赋、抒情小赋、骈赋、律赋、新文赋等嬗变。这一嬗变自先秦绵延至唐，直到宋代，赋体的发展才告停滞。这种来自全面考察的结论，我相信是经得起同行推敲的。在论述辞赋的发展历史时，马先生并没有仅仅对辞赋本身作静态描述，而是把它放在文学史、学术史、文化史的广阔背景下来加以考察、定位，并力图找出它与文学、学术、文化发展的某些共同规律。在《赋史》以后的研究中，马先生尤其重视对思想史、学术史同文学史交互关系的考察。他的《宋明理学与文学》、《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等，都是着眼于思想史、学术史与文学史的关系探讨，是他通观特点的具体体现。
独立不群、不趋时随俗，是马先生治学的另一特点。独立不群，这本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可贵人格品性。然而要做到独立不群，却谈何容易！独立不群的品性来自于深层次的独立思考，而非有意偃蹇反俗、标新立异。治学也是如此。一个有独立品性的学者，总是慎思明辨，反复权衡，不到深心孤诣，洞然于怀之时，绝不形之言，笔之于纸。他们既不会迷信古人、趋奉今人，但也不会刻意菲薄古人、跳脱今人，而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则是，非则非，可从则从，不可从则绝不去凑热闹、赶时髦。刘勰说：“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文心雕龙·序志》）是对学术独立精神的最正确的表述。马先生撰写的一系列专著，主编篇幅浩繁的《历代辞赋总汇》、《中国古代文学史》等，显然是以传统文化的整理者、继承者、弘扬者自任，与拨乱反正后要求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精神相一致。但是他在整理、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始终也没有淡化自己的另一角色意识，即作为传统文化的鉴别者、批判者、摒弃者的角色意识。比如他的《宋明理学与文学》。写这部著作时（该书1989年由湖南师大出版社出版），学术界对宋明理学所包含的合理性因素的挖掘较多，持肯定态度的较多，马先生却在肯定理学的某些合理因素之后，集中笔墨对宋明理学进行了严格的剖析和不留情面的批判。他认为理学是“宋朝重内轻外的制度在思想上的反映”；“理学家的这个‘存天理，灭人欲’也就是要符合被理学家弄得极端化了的封建伦理道德，这就不仅窒息了人的创造力，也窒息了正常人的生机。其结果，要么就是使人成了像木雕泥塑一样的偶像，要么使人无法实践，只好矫情饰性，弄得言行不符，表里不一，成为伪君子、伪道学，而后者是大量的”；“理学的出现，虽有着历史的必然，却是我们民族和国家的不幸”；“如果说理学的整个体系中尚有某些可取的思想资料的话，那么，理学对文学的影响则几乎难以找出什么积极的东西”（《宋明理学与文学·前言》）。又如他的《荀学源流》，他在阐扬荀子的“天人相分”的积极因素的同时，也把笔墨重点放在了对“天人合一”观点的剖析和批判上。他在《<荀学源流>成书有感并序》中说：
近数年来，天人合一之说声价日高，几乎雅俗共赏。雅士或倡导回归自然，俗人则奔骛相、卜。至于借之以张扬环境保护之说，其义尤严正。而天人相分之说，罕有人过问矣。窃谓天人虽相联系，其运行、发展规律亦有类似处，然不等同于合一。天人合一论者或以天知人，或以人测天，虽精粗高下不同，然非谬托鬼神，即多涉玄想。玄想之中，间有精义，究非科学，神学迷雾，尤当扫去。即以人与自然之关系而论，自古及今，亦未尝合一。古之洪水滔天与今之环境破坏，虽有在天与在人之别，皆不一之证。今固当使之协调，而不能自毁家园。然不知天人相分，致力于自然规律之研究，焉能规利避害，求之适宜之方？
这些观点，显然体现了作者的独立思考。其内在精神是崇尚民主，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崇尚科学，反对迷信。这既是对“五四”精神的继承和发扬，也是新时期文化反思要求的体现。然而，作者是在一般人讲得少或不讲的时候大讲特讲，于是便显得有点“不合时宜”。用马先生自己的话来说，这两部书是他的“孤愤”之作。我认为，他的这种“孤愤”，是基于对历史教训的反思，基于一个学者的时代忧患意识，同时也是基于马列的唯物史观。
平实，也是马先生治学的一大特点。所谓平实，就是言必有证，不为空言；论必有据，不作泛论。直陈己见，不须假借；表述观点，简洁明白。平实是一种美，因为真理总是朴素的、实在的。平实的东西，看似朴拙，其实最需要功力。古人论作诗，有“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之说，我以为也可以用于形容做学问。马先生曾亲炙于骆鸿凯先生，受章、黄朴学和湖湘学派经世致用传统的影响都较深，加之他本人终生勤勉，手不释卷，博览群籍，掌握了许多现代学科的知识，尤其熟悉史学，精通音韵训诂之学，因而学殖深厚，识见宏通。他谈问题的时候，说到大处，不会有拉人作证、捉襟见肘之嫌；说到细处，更常有画龙点睛、出精入微之妙。能出能进，能伸能缩，前瞻后顾，左右逢源。他的每一项研究成果之所以都有分量，原因就在于此。他的《赋史》，不仅是一部辞赋史，同时也涉及到历代的其他文体、政治制度、教育制度、文化思潮乃至宗教、音乐、地理、风俗等方方面面；他的《宋明理学与文学》、《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既是一部宋代到清代的学术史，也是一部宋代到清代的文学史；就是那看起来比较单纯的《荀学源流》，其实也是一部荀学研究史和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史。马先生在动笔写作之前，纵观驰望，无远不届；而具体着笔时，则要言不烦，惜墨如金。这就是我所说的平实。唯有平实，才能由博反约，化繁为简，变难为易，以小见大；也唯有平实，才便于检验，经得起检验，历久而不汩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