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0-09-10
欧洲合法统治者的政治基础发生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政治合法性
政治合法性（political legitimacy[1]）是指政府基于被民众认可的原则基础上实施统治的正统性或正当性[2]。简单而言，就是政府实施统治在多大程度上被公民视为合理的和符合道义的。当大多数民众认为政府实施统治（包括使用武力威胁）是正当的，也就是政府具有合法性的时候，民众对政府的统治会自觉加以服从，即使出现抵触，也不会危及根本统治。
“凡是建立在价值基础之上并以此得到公共舆论承认的即为合法。”合法性主要关心的问题是统治、政府或政权怎样及能否在社会成员的心理认同的基础上进行有效运行。
在这种情况下，该政权是稳固的，该政权统治下的政治秩序一般也是比较稳定的。政府的个别过错或政策的某些失误，不会导致整个政治体系的崩溃。相反，当大多数民众认为某一政府实施统治是不正当的，比如，认为该政府建立在强盗逻辑和黑帮政治（包括篡权、政变、暗杀、强迫民意、武力修宪、贿选上台、家族操控、暴力执政等）的基础上，该政府就不具有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在暴力压制下被迫服从，但是，一有机会就会发泄不满，形成大规模的抗议运动；而且，政府的任何一个失误都有可能导致政府的垮台和整个政治体系的全面危机。
政治合法性是社会秩序和权威被自觉认可和服从的性质与状态，是统治者“政治统治”与民众“政治服从”之间的关系。其构成要素有：①意识形态；②施政绩效；③社会价值；④民主法治。
中文名
政治合法性
外文名
political legiti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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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合法性
理论渊源
卢梭：“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 “即使最强者也决不会强得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强力并不构成权利，而人们只是对合法的权力才有服从的义务。”
政治合法性涉及政治学的一个最古老也是最基本的问题，即，如何使政治统治取信于民？中国古代典籍《左传》中就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里的“祀”即祭祀天神，“戎”即武力或军队。掌握有组织的暴力，抵御外来侵略，维持国内治安，是政权得以存在、统治得以施行的现实手段。而祀天拜祖，神道设教，则为政权提供了一种不可缺少的合法性基础。这就说明古代社会的人们就已经懂得了政治合法性（所谓“正统”）对于国家统治的重要性[3]。
在现代以前，为政权提供合法性依据的意识形态主要来自各种形式的“天命论”和“君权神授论”。“天命论”的理论既为中国王朝的建立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但也为推翻一个王朝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因为君主可以打着“授命于天”的旗号实施所谓“正统”的统治，而“乱党”和“暴民”也可以以“替天行道”、“受命改制”的名义推翻王朝的统治。社会的动荡就成为“改天换地”的必要成本。中国历史发展之所以没能走出王朝循环更替的怪圈，恐怕原因就在于它始终没有形成关于合法性的新理论。
在中世纪的西方，也盛行类似于“天命论”的“君权神授论”，它曾经为罗马天主教会在欧洲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不过，正如“天命论”一样，“君权神授”的学说也为不同的解释和利用留下了空间。它不仅为不同教派争夺权力提供了可能，而且为各国君主反对罗马教会（即王权与教权的斗争）以及各国君主之间的权力斗争留下了余地。从某种意义上说，“君权神授”理论的模糊性和随意解释性也是欧洲中世纪成为野蛮的“黑暗时代”的部分原因。
随着人本主义观念的兴起，各种“天命论”和“君权神授论”失去了市场，因而也就失去了作为合法性基础的作用。在西方，取代“天命论”和“君权神授论”的是新的“社会契约论”和民主宪政的理论。政治权力来自社会契约，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来自被统治者的“认同”（consent）。社会成员定期选举统治者，谁赢得选举，谁就可以合法地成为“统治者”。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政治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更被归结为一种世俗的交易关系：纳税人出钱养活政府，政府则为纳税人提供公共安全和社会福利；“消费者是上帝”，谁能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谁就有资格组建政府。在现代政治生活中，人们把主权和治权分开，使主权属于人民，将治权委托给政府，并用定期选举领导人的宪政程序来代替不可预测的改朝换代，从而消除了由于“天命”和“神授”观念的随意解释性而导致的以“天意”为借口而发动战争的可能性，结束了以暴力为基础的王朝循环过程，实现了社会稳定与创新的动态平衡。
纵观历史发展，社会契约论可以说是从理论上系统探讨政治合法性问题的开始。社会契约论者在考察公民是否具有尊重国家并服从国家法律的时候，他们探讨的就是合法性问题。英国早期思想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和洛克（John Loche,1632-1704）都讨论过这样的问题：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基础上，政府就可以对社会合法地实施其权威？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78）更明确指出，“即使是最强者也决不会强得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强力并不构成权利，而人们只有对合法的权力才有服从的义务。
把合法性作为一种社会学现象来加以研究的首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他划分了三种类型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传统权威模式（traditional authority），个人魅力权威模式（charismatic authority）和法理权威模式（Legal-rational authority）。根据韦伯的观点，现代社会主要以法理型权威为特点，其合法性基础来自于人们对正式的合理合法的制度的尊重。
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理论家进一步发展了韦伯的思想，他们关注的问题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没有发生像马克思所预言的社会革命？他们的研究结论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了一种机制，通过扩大民主和社会改革，形成了“同意”（consent）或社会公认的原则，从而抑制了阶级对抗。例如，意大利共产党人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就曾经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暴力+文化领导权。“文化领导权”（hegemony）消解了革命意识[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