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最适于勾、扫和劈击。是商周至秦汉最常见的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青铜兵器。曾被列为车战中的五大兵器之首，故常作为兵器的统称。
戈的形状最初大体呈扁平的曲尺形，后来发展成略近似“丁”字形，春秋战国时期又作“丫”字造型。戈变化最大的部分是“胡”的出现和不断延长。“内”也逐渐从单一的固定、配重、装饰作用，发展成为明确的作战部位。
戈的柄称“柲”，顶端铜帽称“柲冒”，金属柄的又写作“铋”。根据考古资料记载，戈在商中期尚属于短兵器，“柲”的长度多在一米左右。商周之际才逐渐发展成长兵器，还出现了“柲”上同装三戈头的情况。考古发现，戈作为钩杀的兵器，为了准确地掌握援的钩喙方向，戈柲的横截面通常是扁圆的。而经典的戈，是战国后期秦国军队大批使用的“吕不韦戈”。汉代仍用戈作为长兵器。汉代的一种铜戈，形体较大，援与内均向上扬起，而且援、内胡上均带刺，是战国晚期的延续和发展，这种戈的造型像雄鸣昂首的翘尾、引颈长鸣状，通称鸡鸣戟或雄戟。
初期其戈文在援和内之间也没有明显的界限，但为了防止戈头掉落，在商以后加添了阑和胡。所以在商后，直内戈很普遍。
在古代是一种主要的进攻性兵器，是用两面刃的勾兵进行钩杀。它盛行于商至战国，秦以后渐渐消失。其间形制虽有变化，但几个基本部位仍大致相同，分为戈头、木必、木必冒和木必末的木必。商代及西周木必冒大多为木质，青铜铸造的极少，尊的装置是东周时才发展起来的。考古发掘中发现的戈绝大部分只剩青铜铸的戈头（通称的“戈”即指戈头）。戈一般分为三种形式：直内戈、曲内戈和銎内戈。
现今出土在殷墟西区出土的二十一件直内铜戈中十一件有胡，从短胡一穿到长胡四穿都有。济南市博物馆收藏有一件銎内式有铭错金目纹铜戈，于废品仓库拣选而得，属商代晚期遗物。通长25厘米、宽9．02厘米，重593克。戈体宽厚，援部呈舌条状，基本对称，戈体呈等腰三角形，中间起脊，无胡无穿。銎部椭圆形瓦纹，内尾部等宽平齐，平齐处正反两面，各有一铭文和花纹。在戈的援末与銎内相接处，正反两面各有两个错金环形目状纹饰，灿烂夺目。
原收藏者为此器配一长方形布面盒，盒面左上角竖排书写“商句兵”3个字，右下一行中间的字迹已模糊，似是：爵斋所藏精品。这件铜戈弥足珍贵，纹饰华美，器物本身及形制、铭文都很有特点。原器物表面有很多划痕，但铜质非常好，距今虽已3000多年，器体锈蚀斑驳，刃一侧也有残缺，但错金处仍金光闪闪，熠熠生辉。
早在先秦时代，贵族们便用金银来镶嵌青铜器物，此种装饰工艺通称为“金银错”，又称“错金银”。“错”即 用厝石加以磨错使之光平，其工艺可谓精密细致。其制作工艺是，先在青铜器表面预铸出浅凹凸的纹饰或字形，再用硬度较大的工具錾刻浅槽，然后在浅槽内嵌入细薄的金银丝、片
，用厝（错）石磨错，使嵌入的金银丝、片与铜器表面相平滑。最后在器表用木炭加清水进一步打磨，使器表更加光艳。被“错金银”工艺装饰过的器物的表面，金银与青铜的不同光泽相映相托，将其图案与铭文衬透得格外华美典雅。这种精细的错金银工艺，学术界一般认为始于春秋中期，盛行于战国中晚期至西汉。这件商代晚期错金目纹铜戈，就所知，全国仅存一件，它将错金工艺出现的年代提前了600多年，实为罕见。由此，单从艺术欣赏角度来说，青铜时代神秘浪漫的艺术风格和创作灵性，在兵器制作工艺方面与其他青铜器一样，具有夺人魂魄的震撼力量。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错红铜的直内戈为商代遗物。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晋栾书缶，全素面，盖上环纽饰有错金的斜角云纹，器腹外表并有错金铭文40字。作器者栾书卒于公元前573年，所作缶为春秋中期偏晚的器物，那么晋国使用金银错工艺的时间就不会晚于春秋中期；济南长清岗辛战国墓出土4件铜豆，其几何连云纹是由黄铜丝和绿松石镶嵌而成。这些被镶嵌金银的青铜器物，秀丽壮观，是不可多得的古代青铜工艺品。
这件商代错金铜戈銎内式，使用时安木必比较方便，直接将上端穿入銎中即可，此种安木必法可以避免戈头的松动与戈援后陷，但戈在钩杀时，戈头易从木必上脱出。所以这种形制的戈虽在西周早期仍存在，但已较少，尔后更是零星散见。在殷代晚期与西周早期均有配以短胡一穿的有銎戈，这是用穿缚绳以辅助銎来安木必，但亦只存在一时。
铜戈的发现数量很大，形制在不同时期和地区不尽相同。它是铜兵中用途最广的勾兵，是步骑佐战用于钩杀、啄杀战马和敌兵首级的致命武器，其造型曾让人产生无尽遐想，极具吞噬之力。我们所见到的这件商晚错金目纹铜戈，虽已锈迹斑斑，但当时完全有可能曾在两军对垒中一展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