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2-05-09
为什么说“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是一个被虚拟建构的伪命题呢？这需要深入讨论三点。
第一，大师为何？在思想界热烈讨论“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这个命题时，几乎很少在严格意义上定义“大师”概念，每个人心中的“大师”都是被主观彩绘化的，比如出名的就是大师？不出名的就不是大师？岁数大的就是大师？岁数小的就不是大师？得过什么奖（例如诺贝尔奖）的或者写过什么影响过社会公众思想书籍的就是大师？没有得过什么国际或国家奖的或者仅仅写过专业领域书籍而影响范围仅限于自身专业圈的就不是大师？文理科中做思想或做高科技前沿的有当世社会号召力的就是大师？做传统应用型或者基础型书斋式学术的可能并不具备当世社会号召力的就不是大师？因此，什么样才算“大师”需要科学厘定，否则“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这个命题就应该被转化为“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某一种类型的大师”。《现代汉语词典》对“大师”的解释是：“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为大家所尊崇的人。”显然，如果将“大师”的定义作此理解，今日中国“大师”的存在就是一个既定事实，因为当今中国并不缺乏某一专业学科范围内学问很深、造诣极高并为该专业圈子内所尊崇的人，这反映在几乎任何一个学科领域中。当然，这里的“大家”只可能是专业圈里的同行，因为如果将“大家”理解为全部社会各界人士，那么这就给大师预设了两个隐性前提：一是大师必须是传统意义上的百科全书式人物，因为只有这样，大师才可能被社会各界人士所熟知和尊崇，否则大师将永远终结在时代精密化分工的客观社会框架体系之中；二是大师必定是政府广泛宣传与意识形态建构的，否则在高度专业化分工的时代，一个人自己本专业尚且需要穷经皓首，更不要说在社会各个领域全面开花并为社会各界人士所尊崇，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百科全书式人物黑格尔已经作古。
由此，按照这个“大师”标准来看待今日中国，其实各个学科并不缺乏“大师”，只是这些“大师”并不为社会公众所普遍熟知罢了。
第二，大师是如何生成的？对这个问题的追问，是医治通过提问“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进而患有大师狂想病与急迫症的需要。大师绝不是被建构的，而是自然生成的。在社会科学中，大师多为具有独立性和批判性学术精神并具有高尚人格的“牛虻”，他永远对各种权威保持警惕并时刻从当世的洞穴之外返回当世的洞穴之中以带来明日的阳光，这是由社会科学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因此，社会科学的“大师”多为死后才被历史所认定。例如，我们今日所追忆的民国大师们，其实在他们的时代并没有被认为是大师。今日中国的大师，应该是前一辈的知识分子，而今日中国尚未被固定和塑造出的大师们，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也将陆续呈现，他们的精神也将如今日民国大师们所带给我们的灵魂洗涤与思想激励一样被后世所传诵。大师总是隔辈的，大师的生成有其自己独特的认同周期，不可急切。
在自然科学中，繁杂的现代科技创新模式已经不再允许单枪匹马搞研究了，自然科学前沿问题的突破多是一个相互协同的科技研发团队来进行的，大师出现的可能性也在逐渐变小，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个有边界的学术共同体。当然，在这个学术共同体中有自己的学术领袖与权威，这构成了自然科学中大师出现的雏形，但这种大师与第三次科技革命前自然科学领域大师年轻化的特点相比明显不同，因为那时候的科技创新多是个体化的，而今日，在仪器精密化和问题交叉化的背景下，个体化的自然科学创新已经罕见，自然科学大师出现的体制不可避免地变成了一种老人体制，所以“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这个命题本身还需要时间检验。
第三，谁独断了“今日中国出不了大师”？学界和其他各界几乎都没有认真检视过这个命题本身的真伪性，就开始在这个共同的前提预设下，来讨论中国诸项所谓的不利于大师成长的体制机制问题，结论被标签化为教育、政治、社会、道德等几个领域，这是极不负责任的表现。中国教育、政治、社会、道德等确实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它们30年间制造了中国的崛起，同时客观上自身也存在诸多问题需要改进，但是这样的改进必须是渐进的、稳步的，且不可被妖魔化而全盘自我否定，千万不可对匆忙独断作无端缴械。目前断言大师生成与否还为时尚早，因此更应该保证当前中国系列相关政策、体制在宏观上的连贯性。“今日中国出不了大师”的独断伪逻辑，就是试图为全盘否定既有治理体制与策略从而以休克疗法替换渐进改革而设立的理论由头而已，这个由头之所以能够以如此独断的形式出现，本身一方面证明了中国公共社会的良性发展，另一方面，也需要社会公众与国家政府以严密理性逻辑与客观论点思维去辨认各式各样被公共性虚拟建构的伪命题。
其实，不难发现，被公共性虚拟建构的“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这个命题，不过是“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当下唯西方标尺所认同的大师”的另一种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