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结构主义哲学思潮的大融合——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期
结构主义早在70年代之前就已经对人文地理学产生影响了，其代表人物是两位无政府主义者皮特·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和埃利兹·雷克白（Elisee Reclus）（R. J. Johnston, 1986）。
在这一时期，结构主义对人文地理学影响最大的要算结构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人文地理学中的激进主义地理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哈维（D. Harvey）、邦奇（W. Bunge）和卡斯特尔（M. Castell）等。他们认为，人文地理学应首先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抨击，并于1969年在克拉克大学创刊《对立面（Antipode）》，集中发表他们的见解，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哈维于1971年开始撰文介绍该学派的基本观点，并在其后出版的《社会公平与城市（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一书中做了系统的阐述（D. Harvey, 1973）。哈维指出：形成社会问题的原因非常深刻，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对其作出合理的解释并提出改革方案。该类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认为：人文地理学不能归纳出空间行为的普遍规律，而是要寻求确定人类行为过程的经济过程，并在特定的情形下去证明它。不能像实证主义地理学那样认为某种原因一定会产生某种效果，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认为经济活动是人类活动有一定的方式，至于人们选择哪一种方式则不可能从理论中直接得到，而只能在实例研究中去理解
二、结构主义方法论的复兴——20世纪90年代以来
20世纪90年代以来，进入了结构主义地理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结构主义地理学重新成为研究的热点，不过一反常态，与第一阶段的结构主义学派有很大的不同，人文地理学不再直接接受来自结构主义的哲学思潮，而是运用结构主义方法论在人文地理学中扮演重要角色，如艾米（A. Amin），格雷厄姆（S. Graham）等具有国际影响的地理学家的工作等（A. Amin & S. Graham, 1998）。
这一时期，这些学者均是在地理研究中广泛运用结构主义方法论来分析问题，虽然他们又可能属于不同的学派，如女权主义地理学派，后殖民主义地理学派等，但他们并不相互封闭，而是在不断的进行交流与对话。女权主义经常运用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强调社会建设中性别作用的重要性，用于解释人的作用及广泛的因果关系，也用于解释人们的社会和空间经历。这时的结构主义地理学不再具有系统的研究，并且不断地发展和演化，组建走向成熟。结构主义的方法论框架真正渗透到了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当中，并且在城市地里的研究中日益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