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3-02-09
1961年6月，中宣部和文化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对建国以来的故事片创作进行总结。周总理在会上提出“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来回答。”会后，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为贯彻两会精神，决定在所属刊物《大众电影》上开展电影创“四好”宣传，并积极筹划群众性的电影评奖。不久，由观众“说了算”的电影大奖――《大众电影》百花奖在中国诞生了。
周总理与首届“百花奖”
《大众电影》百花奖是在新侨会议后不久诞生的，那么“百花奖”的创立与周总理有什么关系?一直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关于首届“百花奖”与周恩来总理之间的故事版本较多，有的说“百花奖”是在周总理的提议下设立的，有的描述则更为传神，说是周总理亲自命名了“百花奖”。几位“百花奖”见证人的叙说，或许会揭开这段尘封的历史。
见证了“百花奖”风风雨雨、曾担任《大众电影》杂志社社长的崔博泉，对这段历史谈了自己的看法。他印象中周总理在“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确实提出过电影好不好关键应该听听观众意见。总理这个提法当然会对“百花奖”的创立有影响，但是总理并没有直接提设立电影奖的事情，更没有亲自命名“百花奖”。前《大众电影》副主编唐家仁也认同这一点，他觉得总理的讲话对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前身，下称中国影协)创办群众性评奖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是作为一国总理没有也不可能亲自去为“百花奖”命名。
由此看来，新侨会议和周总理的讲话，是“百花奖”诞生的历史背景，但是历史背景并不等同于“百花奖”本身。当时在中国影协秘书处工作的王雄，曾经参与“百花奖”统计记录工作，对“百花奖”的由来有比较清晰的记录。据他回忆，1961年9月12日，中国影协书记处书记(之一)黄钢，起初提出评奖的名称为“大众电影读者评选1960―1961最佳电影奖”。后来，他又提出是否叫“百花奖”、“工农兵奖”等名称。经过中国影协书记处讨论，大家一致认可“百花奖”这个名称，因为这个名字既包含百花齐放的意思，又体现了群众广泛参与性。讨论结果上报中宣部和文化部，经领导审议，最终定下来的名称为“《大众电影》百花奖”，并确定每年举办一次，由《大众电影》的读者评选当年度的最佳国产影片。
尽管周总理没有直接参与《大众电影》百花奖的具体创立过程，但是总理却与“百花奖”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对《大众电影》杂志一直非常喜爱，收到每期杂志后都是从头看到尾。总理对“百花奖”也倍加关心，前两届“百花奖”颁奖晚会他都欣然参加。1962年5月22日《大众电影》编辑部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第一届“百花奖”授奖大会和电影工作者联欢晚会，周总理特地赶来参加晚会，向获奖者表示热烈的祝贺，端着茅台酒和大家开怀畅饮，并鼓励获奖演员说：“观众给你们的荣誉要珍惜啊! ”
1963年5月29日，举行第二届百花奖授奖大会时，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又一次出席了联欢晚会。在与全体获奖者合影留念时，大家都让周总理坐在中间。总理却说：“我不坐在中间，应让年老的坐在中间”。自己敏捷地走到一边，与这次获得最佳男演员奖的张良坐在一起。在对获奖人员讲话时，周总理提出：“通过百花奖要创作更多的各种题材、多样风格的好影片，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对“百花奖”寄予很高的期望。
首届“百花奖”诞生记
“百花奖”名字敲定之后，1961年10月号的《大众电影》就刊登出评奖启事。启事声称“为了鼓励工农兵方向下的优秀影片，促进电影艺术创作的百花齐放，《大众电影》将举办1960年―1961年国产影片群众性评选，并按照群众评选结果给予优秀影片以奖励，定名为‘百花奖’。”同时，还公布子包括最佳故事片奖、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最佳男演员等在内的15个奖项，评选范围，评选时间以及选票发放情况。从这段最早完整表述“百花奖”的文字中可以看出，那时评奖不谈什么票房。“艺术就是群众的”，这是当时的流行观点，那么艺术评奖当然要由广大人民群众来评判。所以，“百花奖”大大小小一箩筐的奖项，都让电影爱好者、电影观众说了算。
上世纪六十年代，电影在国民生活中占很重要的位置，是广大人民群众主要的娱乐方式。对于“百花奖”的评选，观众热情极度高涨，学校、工厂、部队等各个行业的观众踊跃投票，宛如过年节一样热闹。很多观众想投票却苦于买不到《大众电影》杂志，不得不凌晨排长队去购买；很多单位只有一张选票，但想投票的人上千，只好专门开会研究投票问题。如沈阳玻璃厂有4000职工，只有一张选票，为充分表达工人们的意见，用大红纸把候选影片、候选人名单公诸于众，大家预选、讨论，民主集中半个月，才慎之又慎填好选票寄出。可以说，每一张选票，都凝聚着平头百姓对国产电影的真诚支持，对优秀演员的衷心喜爱。后来，诗人邵燕祥还专门写过一首诗，来回忆人们对百花奖选票的关注。“请给我一张选票／我和千百万人一起／行使这一份小小的／但是崇高的权力”。
经过短短三个月的投票时间，《大众电影》编辑部收到117，939张选票。由于回收票太多，统计任务繁重，编辑部只好邀请北京女子三中的300名同学来帮忙。经过几天几夜的苦战，最终统计出全部结果，刊登在《大众电影》1962年4期上。首届“百花奖”的投票非常集中，15个奖项各有所得。《红色娘子军》获得最佳故事片，《革命家庭》编剧夏衍、水华为最佳编剧，崔嵬、祝希娟、陈强分别获最佳男、女演员和最佳配角奖，谢晋捧得最佳导演奖……在《大众电影》1962年5、6期合刊上，编辑部为首届“百花奖”推出专辑。由于没有理想的剧照做封面，编辑部还专门邀请著名画家王雪涛创作了一幅国画《百花齐放图》，姹紫嫣红，分外妖娆。刊物包装设计得也相当精彩：封面是一幅独立的百花图，封底是一幅完美的争艳图，封面封底全部展开形成一体，俨然是一幅完整的国画。
1962年5月22日，首届“百花奖”在北京政协礼堂隆重开场。郭沫若、谢觉哉、周扬、夏衍、陈荒煤、蔡楚生等各界领导人出席颁奖晚会并为获奖者题词，以墨宝作奖品。其中最佳女演员祝希娟获赠的是郭沫若的书法题联：“浇来都是英雄血，一朵琼花分外红”。最佳男演员崔嵬获得的是老舍的题词：“贞如翠竹明如雪，静似苍松娇若龙”。当天庆祝晚会上，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也与获奖者见面并合影留念。23、26日两天，获奖人员先后到石景山钢铁厂、驻京部队、学校与群众举行联欢。演员所到之处，被观众围得水泄不通，人们争相月睹自已选出的明星。获奖人员走进了观众，“百花奖”也掀开了新中国群众性电影评奖历史的第一章。
一段历史遗案
由于首届“百花奖”的成功举办，第2届“百花奖”评选在社会上引起了更大轰动。《大众电影》编辑部共收到18多万张选票，比第一届净增6万张。评选结果刊登在《大众电影》1963年5、6期合刊上，此后，第7期封底登载了最佳女演员张瑞芳主演的《李双双》剧照，第8期封面则是最佳男演员张良主演的《哥俩好》剧照。王苹(执导《槐树庄》)、《李双双》分获最佳导演、最佳故事片奖。
第2届百花奖刚刚落幕不久，国内政治形势陡然发生变化。1963年12月，毛泽东对文艺界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同时，全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已大张旗鼓的展开。文化艺术领域里也开展了文艺整风，对文艺思想和作品进行检查、批判，电影界更是首当其冲，《早春二月》、《北国江南》遭到公开批判，文化部主管电影工作的夏衍、陈荒煤更是受到直接冲击，被打成了“夏陈(修正主义)路线”。在这种局面下，第一、二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也受到一些人的非议。
为了对“百花奖”进行改革，使这个刚刚诞生不久的评奖活动能够生存下去，主办者决心扩大参与评选的范围，深入到农村、工厂、连队去组织工农兵各阶层群众参加评选。中国影协与有关职能单位研究决定：第三届“百花奖”改由中国影协主办，中央文化部、解放军总政电影处、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共青团中央宣传部、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联办。参评对象不再限于《大众电影》的读者。评奖项目仍然是各片种、各行业共15个奖项，但增加各项获奖名额，以得票多少为序，不再冠以“最佳”、名目，统称“百花奖”。
1964年3月1日，第三届“百花奖”开始征集选票，6月初评选结束，选票近90万张，《南海潮》、《甲午风云》、《停战以后》获故事片“百花奖”，蔡楚生、王为一、崔嵬、欧阳红缨、林农等获导演奖，李默然、张平、安吉斯等获男演员奖；王晓棠、吴文华、王丹风等获女演员奖。主办单位原拟定于6月下旬发奖。可是第三届“百花奖”生不逢时，此时文艺界的思想大批判已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有的获奖者正在作检查、接受批判，有的作品被诬为替彭德怀翻案(如影片《怒潮》获音乐奖)……如按评选结果发奖，定会招致对“百花奖”的围攻和批判，也将连累获奖的创作人员。无奈，中国影协只好以选票正在统计为由，宣布发奖时间延期举行。
6月份没能按时颁发“百花奖”，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7月、8月也无消息，社会上更是纷纷来信质询。加之文艺整风后的电影界形势越来越严峻，发奖已无指望。中国影协不得不于1964年年底，违心地使用当时占据主流的“左倾”观点，自诬获奖影片没有体现党所倡导的文艺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精神，不符合当前的革命形势，呈请上级批准撤销了这次评奖。鉴于这次评奖全国影响太大，如果以那些连自己都说服不了的理由骤然公布取消这次评奖，必将会得不到群众的谅解。最后，中国影协决定只在内部按系统通知撤销评奖，并答复个别读者来信以减少误解。至此，经过众多权威部门和群众团体协力操办的、90万人参与的第三届“百花奖”，黯然隐人了历史深处。
粉碎“四人帮”以后，1979年《大众电影》复刊。而《大众电影》百花奖在读者的热烈企望中也于1980年重新恢复。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对于1964年由中国影协等单位举办的未能绽放的第三届“百花奖”，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恢复举办的《大众电影》百花奖仍从第三届计起。
责任编辑／翟建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