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4-05-12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史书，也是古代世界著名的历史典籍之一。古人“尚”与“上”通用，“书”原来就是史，上古时，史为记事之官，书为史官所记之史，由于这部书所记载的是上古的史事，所以叫做《尚书》。《尚书》也就是上古史的意思，“尚书者，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故谓之《尚书》。”（王充《论衡?正说篇》）
《尚书》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件汇编，它的“典”、“谟”、“训”、“诰”、“誓”、“命”六体，有的是讲演辞，有的是命令、宣言，有的是谈话记录。《尚书》记事的内容，上起原始社会末期的唐尧，下至春秋时的秦穆公。《尚书》按时代先后，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个部分，共100篇。
《尚书》是由谁编纂的呢？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但司马迁和班固都肯定它是孔子编纂的。孔子是中国古代文化承上启下的集大成者，他生活的年代是礼、乐废，《诗》、《书》缺的春秋末期。所以他周游列国之后回到鲁国，把晚年的精力都花在编订《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上面，还为《尚书》写了序。司马迁说，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史记?孔子世家》）因此，《尚书》被儒家列为经典之一。
孔子收徒讲学时，还选用了这些典籍作为教材。他认为这六种教材，可以使人“温柔敦厚，《梁族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 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礼记?经解》）这说明了“六经”的教育意义和教育价值。《尚书》是我国上古时代历史文献的汇集。因为它广泛记叙了我国当时的政治历史与社会情况，所以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史学的发轫之作。
在先秦时代，《尚书》只称为《书》，有时也加上时代名称，分别称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到了汉代才称为《尚书》，表示它是上古时代的书。相传孔子曾经对于《书》的各篇加以删定，“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并且将《书》作为教授弟子的一种教本。大约到战国时期《书》才正式编定。秦代禁止民间私藏《诗》、《书》，但秦王朝任博士之职者仍可以拥有。
经秦博士整理写定的《书》约有百篇。汉代所流行的伏生本《尚书》“可能是秦的官本，乃经秦博士加以部分的编理的”（陈梦家《尚书通论》第111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经过秦汉之际的社会大动荡，《书》渐渐亡佚。据说秦博士伏生把《书》藏在墙壁里，但还是丢了数十篇，到汉惠帝时，他才找到二十九篇，用以在齐、鲁地区教授学生。伏生所传授的《尚书》用汉代隶书写定，后来便被称为《今文尚书》。另外，汉代还有用先秦时代的古文所写定的《尚书》被称为《古文尚书》。这部书“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这部书又称为孔壁《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出十六篇。经汉魏之际的社会动乱以后，这部《尚书》亡佚殆尽。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奏上《古文尚书传》五十八篇，说是汉代孔安国为之作传的《尚书》传本，比《今文尚书》多出二十五篇。自唐以后，对于梅赜所献的这部书不断有人怀疑，据《朱子语类》载，宋代朱熹曾疑此书“平易易晓”，与伏生书“艰涩难晓”殊不类，所以怀疑其为“假书”，并且所谓的“孔传”也非孔安国所作，亦是“伪书”。此后学术界疑此书的人渐多。清代阎若璩棚圆著《尚书古文疏证》八卷，列举证据，反复辨析此书之伪，自此定谳，此后这部在学术界即被称为《伪古文尚书》，其注解亦被称为“伪孔传”。
《尚书》在中国学术史的重大影响，特别表现在由它引起的长时期的经今文学与经古文学的斗争和宋元明清时代的辨伪求实学风的发展这样两个方面。
《尚书》在中国学术史上有着极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保存了我国上古时代最为重要的政治历史文献，所以成为历代人们了解和研究上古历史的最重要的文献依据。早在先秦时代，孔子、孟子、墨子、荀子等大师，以及《左传》、《国语》、《韩非子》、《吕氏春秋》、《礼记》等书，都曾引用《尚书》来阐述历史和自己的理论。汉代自武帝时《尚书》被立为《五经》之一，并设立博士以后，官学和私家研讨《尚书》之风都十分兴盛。大史学家司马迁撰写尧舜禹及夏商周时代的历史，许多地方都是以《尚书》的记载为蓝本的，直到今天我们认识古代历史，《尚书》仍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正由于它无比重要，所以对于《尚书》的研讨态度及方法，就成为构成不同学派（特别是经今文学与经古文学）的主要依据，并且随着时代演进，学派间相互辨难，这就大大促进我国古代经学、史学等的发展。一部书能够影响整个中国古代学风，并引起历代人们研读的巨大兴趣，无出《尚书》其右者。
《尚书》各篇的撰写与编定时代不一，但可以看出，其编写者已经有了越来越自觉的史学意识。成书于殷周时代的《盘庚》及周初八诰，不仅史料价值最高，而且其记事、记言与写人都已粗具规模，行文述事亦很有逻辑。《盘庚》三篇除记载王诰辞以外，还以简略的语言记载了迁都的过程。《召诰》记载周营建东都雒邑事，开始就说：“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已经完整地记载了事情的时间地点和经过。《多士》、《多方》两篇记载周公对于殷遗民和诸方国首领的诰辞，也都是先简略写事情原委，再写诰辞内容。而《洛诰》则将所述事情的时间地点记于文末，最后言“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指明这是周公摄政称王第七年十二月的事情。时代比殷盘周诰稍晚的《顾命》篇则以精炼的语言将武王逝世、周公摄政、还政成王繁琐杂乱的史事细节写得清清楚楚，还营造出静穆肃庄的王室大事的氛围。总之，《尚书》各篇在记事方面虽然还处于初步发展的阶段，但已具备记事本末的雏形。此外，在史学语言的应用上，《尚书》诸篇也多独具匠心。虽然由于时代悬隔今天读起来有佶屈聱牙之感，但在当时却是十分生动的。
《尚书》不仅为后世人们认识我国上古时代的历史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而且其写作为后世史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我们今天研读《尚书》的时候，应当了解其成书源流，分辨今、古文《尚书》的不同。《伪古文尚书》的价值虽然远远赶不上今文《尚书》，但是它毕竟为时代较早的魏晋时代所编撰，其所依据的材料有不少现在已经见不到了，所以它也是有重要价值的篇章。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把《尚书》列为禁书，规定民间所藏的《尚书》均需烧毁。此后，引起了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的争论。秦焚书时，济南有个名叫胜的博士伏生，他秘密地把《尚书》藏在宅中的墙壁间。汉初局势稳定之后，他从壁中取出藏书时，书已散乱不堪，只得28篇。伏生用这28篇的不全《尚书》，讲学于齐鲁之间。由于这些篇章是用当时的隶书写成的，故称为今文《尚书》。这部书被汉朝政府列于学官，据多数学者的考证，认为它是真的。
汉武帝时，鲁恭王刘余为了扩大自己的宫殿范围，拆毁了孔子的旧宅，并从孔宅墙壁中发现了许多用蝌蚪文字（汉以前的大篆或籀文）写成的竹简，为古文《尚书》。当时的学者孔安国（孔子的后代），把它和通行的今文《尚书》互相校读了一遍，多出了16篇。这部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