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现象学是一个试图如其所现的那样来描述事件和行动的一个哲学流派。它批评那种只把自然科学所描述的东西视为真实的倾向。现象学旨在就其所有的多样性、全面性以及所有的性质，来重构世界，反对那种以科学主义的哲学为基础的单向度的标准化。
2、胡塞尔派的术语生活世界：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连同它的日常物件和思想（现象、行动者和语言表达），如其对使用者所显现的那样。因此，和语言使用者一样，使用中的语言也构成了生活世界的一部分。
3、生活世界具有认识论上的优先性。科学不仅在历史上起源于生活世界，而且生活世界是使科学活动成为可能的认识论的前提条件。
4、现象学的任务不仅要描述出现在不同语境之中的现象（工具、意向、同伴等）。它的更深层次的目标是要发现在生活世界中使人类行动（包括科学活动）成为可能的条件。目标是要发现人类行动和合理性的构成意义的条件。
5、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认为自由具有一种构成性的意义。自由具有一种作为行动之必然条件的逻辑地位：说某人行动，就是说某人在这样或那样的意义上意向性地、有意识地行动。自由构成了行动，既正是因为自由，行动才成为可能。 主要以胡塞尔的四部主要著作为路标，绍述了胡塞尔现象学思想的发展路程：从现象学的建立，到先验现象学的转变，交互主体性现象学的提出，生活世界理论的探讨，勾勒了胡塞尔现象学的心路历程。胡塞尔哲学思想的发展可分为 3个时期：前现象学时期（1900年以前）、现象学前期（1901～1913）和现象学后期（1913年以后）。
20世纪初众多的西方哲学家一样，胡塞尔(E·Husserl)也是从数学入手开始其学术生涯的。起初，胡塞尔在大学里学的是天文学和数学，热衷于对数学基础的探求，并在维也纳大学取得了数学博士学位，后来还成为了当时著名的数学家魏尔斯特拉斯（K·Weierstrass）的助手，在这里，魏尔斯特拉斯的人格和学问对胡塞尔有深刻的影响，同时，数学所要求的明晰性和精确性也始终影响着他。对数学基础的探求使他转向逻辑的基础的探求，这种对数学和逻辑的基础的探求使他一步步地进入到哲学的领域。在他的同乡，后来成了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任总统的马萨里克(T·Masaryk)的引导下，胡塞尔重返维也纳大学，听了著名的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布伦塔诺（F·Brentano）的课，最终在布伦塔诺的影响下，胡塞尔完全地转向了哲学，开始了其一生的“哲学漫游”。他后来回忆说：“我是听了布伦塔诺的讲演之后才决心选择哲学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的，这是因为他的讲演使我树立了这样一种信念：哲学也是一项严肃的工作，它也能以最严格的科学精神来对待，而且必须以这种精神来对待。”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胡塞尔把建立一门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从而为其它一切科学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作为其终其一生所追求的目标。胡塞尔的一生是典型的德国学院哲学家的一生，就象海德格尔曾经对亚里士多德所做的描述一样，“他生出来，他工作，他死了。”
不仅如此，胡塞尔还视哲学如同他的生命，对哲学有一种献身精神，是一个有着宗教般虔诚的哲学家，为此，胡塞尔为了建立他心目中的严格科学的哲学倾注了毕生的精力，而他自称是一个哲学的“永远的”探索者和漫游者。我们且不管事实上胡塞尔是否达到了他心目中所谓的“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也不管别人怎样对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所作出的评价，至少在胡塞尔看来，他的现象学就是这样一门严格科学的哲学，他甚至不无自豪地宣称：“现象学可以说是一切近代哲学的隐秘的憧憬。”
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胡塞尔的现象学仍属于近代西方哲学的传统，而胡塞尔则可能是现代西方哲学家中最后一位传统意义上的 “纯粹哲学家”，盖因在他之后的现代西方哲学家们，几乎没有人象他那样把哲学当成一门严格科学去追求，也没有哪个哲学家再去探寻一种绝对的、永恒不变的基础；相反，他们试图把哲学排除在科学之外，同时去消解作为一切科学的基础。也许，正因为这一点，胡塞尔及其现象学更显其在哲学史上的重要性。
胡塞尔的思想以《逻辑研究》为标志，可以粗略地划分为前现象学时期和现象学时期，笔者基于考察的需要，在这里主要对胡塞尔现象学时期的思想发展作一描述性的绍述。这一简单的绍述则是以胡塞尔的四部主要著作为其“路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