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年各种自然灾害频发，他就减税，平均每年减免地方赋税达到了800万石，是明代减税数额最多的一个皇帝；黄河泛滥，漕运不畅，他就治河，仅仅从弘治二年到弘治八年，就动员治河民夫六十余万人次；
成化年几次对北方用兵效果不佳，大明边军战力迅猛下滑，他就积极防御，不主动出击，并且让马文升推行军务改革；因为严重的人地矛盾无法获得根本性扭转，他就加强儒家文化的推广，以图在思想层面让世人遵从社会秩序；而像那些整顿吏治，完善监察体系，约束勋贵枉法等举措，更是常规操作。
朱佑樘的所有举措其实都是在做一件事情：缓和明代中期的社会矛盾。
事实证明，即使这种小小的补漏举措，经过长年坚持，同样能取得不俗的成绩。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人口和朝廷收入的增加。
以财政收入来说，从景泰，天顺，成化年间来看，朝廷的财政收入平均数在2600万石左右，而弘治年这个数字到了2700万石。不要小看这区区100万石的增长，要知道这个数字的增长有两个重要前提：未进行深化的土地改革和常年保持大额赋税减免。
所以，朱佑樘执政的十八年时间，作为一个守成之君，他的确做的不错，但如果你要说这是大明朝的“中兴”，又似乎有些言过其实。
“弘治中兴”这个评价，更多的来源于大明皇帝间纵向的历史对比。
明初洪武，永乐两个时期，算是初代的创业皇帝，各种创造性的文治武功。这个正常，王朝的开局总归是一片朝气蓬勃。建文朝我们暂且不提，接着就是洪熙，宣德了，著名的“仁宣之治”，本质上是大乱之后的大治，只要朝廷不折腾，经济民生自然能够恢复。
然后就是正统，景泰，天顺三个时期。正统年本来有机会把大明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而“土木之变”把这个趋势彻底打断。景泰时期基本上就是让大明走出“土木之变”的阴影，天顺年朱祁镇复辟后，也因为之前栽的跟头太大而谨小慎微。
成化年大家都知道，朱见深还是想做事情的，对蒙古，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对建州女真，对荆襄暴乱，都是主动出手的。这么一折腾，国力又损耗了，这才来到弘治年。
而往后的帝王呢？正德年的朱厚照是什么秉性大家都知道；而从嘉靖时期到万历年，皇帝们走的又是完全不一样的另一个路数。晚明的时局又太糜烂，皇帝们除了拆东墙补西墙，基本也没精力忙别的了。
所以明孝宗朱佑樘，算是大明最后一位走儒家正统路子的皇帝，恰巧人缘好，也确实有一点成绩，那么这个“中兴”之主的赞誉，就给他了。
朱佑樘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一位皇帝。从被立为太子，出阁读书，到登基继位，朱佑樘差不多接受10年左右正统的儒家文化熏陶。客观地讲，从人品这个角度，朱佑樘确实在帝皇之中属于佼佼者。试想，一个想赏赐给宫中乐人几两碎银都做得偷偷摸摸，怕被言官知道的皇帝，人能坏到哪去？
但也就是这股“畏畏缩缩”没什么主意的样子，始终让我很难去喜欢这个人。也许看惯了朱元璋的杀伐决断，见识了朱棣的金戈铁马，哪怕是正德的不管不顾，嘉靖的阴沉权谋，到了朱佑樘身上，总少了些老朱家的血气与干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