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就算人有几生几世也无法看透。但人站得高，便看得远!望见的路就多。路多希望就多!选择就多!人生也会因此豁然开朗。
开阔眼界、增长见闻对人有益，对一个国家更是如此。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有识之士已经逐渐认识到：中国各方面都需要进行彻底改革，否则难以图存。然而，前进的路上却障碍重重，封闭固守的社会、骄傲自大的士大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使得任何变革都显得寸步难行，有识之士因此往往有心无力。
咸丰未年，冯桂芬写了一部书，进一步对学习西方，革除中国政治传统上许多积弊的问题，提出了具体而又系统的方案与依据。曾国藩看后很受启发，他称赞这部书是“名儒之论”。但在感慨、兴奋之余，曾国藩认为其中的许多方案难以实行，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背景下，进行如此重大的改革有些艰难。但是，外患的险峻形势逼迫清政府要做出必要的改变。
同治九年(1870年)，容闳向曾国藩提出一套选拔学生留学美国的计划：
初次试办，以四年为期，每年选派30名12-14岁的聪颖幼童前往美国读书。
预定每人留学15年，学成之后，回到中国服务。此举为的是中国今后自己有富国强兵的人才，不再需要外援。曾国藩对他的建议非常赞同，于是他兴致勃勃地奏请清政府选派幼童赴美留学。
但派遣幼童留洋活动“亦为古来未有之事”。因此，许多人都不赞同这一做法。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日本、朝鲜等国向中国派遣过留学生，而中国向外国派遣留学生却是一个先例，也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
虽然曾国藩认为派遣幼童留洋是一个学习外国先进知识的最好机会，但是建议一经提出，就遭到了许多保守派官僚的强烈反对。曾国藩没有退却，他坚持自己的想法，不断地向清政府陈请，最后得到了允许。于是，他积极地行动起来，为留学事宜投入了极大的精力。他与李鸿章等酌定留学章程十二条等，并且详细地规定了招募学生、施教步骤、管理及经费等相关事宜。
曾国藩对留洋的幼童寄予了高度的重视与期望。他在写给幼童的监管官员陈兰彬的信中表达了对这些幼童的“鼓舞”之情，还提到了对学习的一些要求，希望这些学生能学到西方知识的精髓，学以致用，来日报国。由此可见，曾国藩仍以“职责”来教育留洋学生，这也反映了他对待学习与钻研的态度，表达了他一心想让国家变强的殷切希望。
同治十一年(1872年)，曾国藩去世。他虽然没有看到此项计划的真正实现，但在李鸿章、容闳、丁日昌等人的努力下，在次年夏天，第一批留美学生30人由容闳、陈兰彬等人率领，漂洋过海到达了美国，开始了学习外国知识的生涯。同治十四年(1875年)，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也选派了30名留学生赴欧洲学习。无论是幼童赴美留学还是船政局派遣学生留欧，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说幼童赴美留学主要是侧重学习语言，那么船政局派遣留欧学生的活动则更侧重于学习技术。
在当时，随着新科技在中国的不断传播与渗透，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新科技的重要作用。因此，当时派遣留学生的活动是一种与时代同步发展的体现。
这一举措也体现了曾国藩当时的先知之明，用心良苦。
当这批漂洋过海的留学生回国后，他们逐渐被当作人才而受到了重用，特别被赐予“官学生”或者“官生”的身份，跻身于《大清会典》规定的官绅之列，这对于那些所谓的“正途出身”之人是一大冲击。不仅如此，留学生活动也是对科举制度的一次重大挑战，它为中国近代社会向“民主”与“科学”的迈进开辟了一条通道。
曾国藩主导的这一系列的活动，为落后的中国开辟出了一条通往世界的道路，也是中国人睁开眼看世界的一种途径，使中国与世界的融合有了新的开端，由被动变为主动，由无知变为有知。世界是一个整体，关上国门，外面的世界依旧会发展变化。而只有洞察这种变化，才能做到基本的自保。
在这群留洋学生中，出现了许多杰出的人才，如詹天佑、邝荣广、蔡绍基、唐绍仪等著名的专业人才，这些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启蒙的学子，把西方的新思想、新理论源源不断地介绍到中国，推动了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所以曾国藩的创始之举，功不可没。
由此可见，曾国藩不仅仅是一位文治武功的政治家，也是一位洞察世事的改革家，他倡导洋务、积极主张学习西学、兴办学堂、派遣留学生等等，这一系列创举为国家奋发图强起到了推进作用。
从古至今，不做“井底之蛙”都是明智之选。在世界大融合的今天，这种开阔眼界、提升自我意识的做法，显得尤为重要。一个人、一个集体乃至一个国家，都应该具备这样的学习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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