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江阁概况 ——风雨问当年，流寓星沙，客恨曾题临水阁 江山留胜迹，何分湘蜀，诗魂尚系浣花溪 据史记载，唐大历三年秋，杜甫友韦之晋调潭州剌史，投之待至而韦卒，甫以贫病之身客居长沙。
初，甫寄舟中，泊南湖港。近港之驿楼，迎别友人之所也。
甫两别刘判官，诗云“杜陵老翁秋系船，扶病相识长沙驿”、“他日临江待，长沙旧驿楼”。后移居湘边佃楼，或在长沙小西门一带，自称“江阁”。
有《江阁对雨有怀》诗云“层阁凭雷殷，长空面水文”、《江阁卧病走笔》诗云“客人庖厨薄，江楼枕席清”。杜于江阁中，曾晤苏涣，有《呈苏涣待御》诗云“茅斋定王城郭门，药物楚老渔商市”；又晤李龟年，有诗云：“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江阁遗迹早不存矣，而今得于原址重建之。
诗圣杜甫，晚年两度驻足长沙，曾寄居江阁，在长沙留下诗作五十余首。为纪念这位被历代人民爱戴的伟大现实主义诗人和世界文化名人，长沙市人民政府，在湘江风光带兴建杜甫江阁。
鉴于杜甫江阁是杜甫在湖南的很长一段时间的住所，作为湖湘文化和杜甫相全方位接触的一个契合点，和杜甫的不解之缘，我们决定选取杜甫江阁作为载体，追本溯源，发散辐射，进行相应的调查，从而在凭怀伟大诗圣的同时，追寻杜甫与湖湘文化的相互影响（或者称之为作用力）。 调查报告首先从杜甫江阁本身说起。
杜甫江阁为缅怀杜甫而建，选址在长沙西湖路与湘江大道相交的湘江风光带上，与天心阁、岳麓山道林二寺和岳麓书院形成一条文脉带。清康熙年间，长沙就有文人名士提出为杜甫修建江阁、诗碑，立塑像，以纪念诗人。
此后，这种呼声一直没有停过。2002 年，长沙市政府终于担起了这一重任。
杜甫纪念馆，东朝湘江大道，入口前为广场级踏步；西面面向湘江、主体建筑距湘江堤边5米，一层露台飘于湘江上5米。杜甫江阁的南北连廊为诗碑廊，柱两侧立石碑刻杜甫诗歌供人学习，诗碑廊有扇形廊、曲廊，石碑点缀设置。
杜甫江阁北向规划布置六角形碑亭，重檐屋顶，亭中立碑，记述长沙市政府修建杜甫江阁的缘起和经过。杜甫江阁南向靠湘江大道人行通道路边建方亭，与诗碑廊相连，是杜甫江阁的次入口，方亭为单层屋面四坡顶。
江阁为四层建筑，室外地面（江堤地面）至檐口底高 15.9米，至屋面脊顶高约19.5米。该建筑二层平面为杜甫纪念馆，馆正中立杜甫塑像，外墙2.1米高开高窗，实墙上用绘画介绍诗人生平，三层及四层为诗画会所，集名人雅士会诗作画，一层为诗词书画纪念品商店。
建筑立面为中国传统仿唐古建筑形式，朱红色柱，仿古格栅窗，白色墙。柱廊台阶栏杆为云纹石柱、石面板栏杆。
屋面歇山顶，远挑檐口，青黑色筒瓦曲线屋面，曲线舒展，体现唐代建筑古朴、雄伟、厚重的基本特征。面向湘江大道及湘江的东、西两立面均为主立面，于屋顶檐口下立横扁，上书“杜甫江阁”四个大字。
杜甫江阁书法碑廊工程位于长沙市西湖桥口湘江风光带，投资100余万元，将于明年2月竣工，从杜甫在湘时的作品中精选出来的59首诗到时将呈现在人们面前。书法碑廊是杜甫江阁的一部分，由全国著名书法家沈鹏、李铎、颜家龙、李立、何满宗等书写。
杜甫晚年在湘时的作品约100余首，因其在世59年，为表纪念而只选出59首。 杜甫江阁主楼的文化工程主要围绕杜甫与长沙、杜甫在湘所创作的诗歌以及杜甫对湖湘文化产生的影响而设计，同时注重整体环境布置，以期营造出最佳历史文化氛围，适应不同社会层面的观众，达到融知识性、休闲性于一体的效果。
二楼设计布置为纪念大厅。大厅正面为大型木制浅浮雕《杜工部潇湘行踪图》，展示了杜甫在湖南生活时的行踪，与大厅中央杜甫雕像交相辉映。
大厅两侧布置有张大千、林散之等著名书画家的杜诗及诗意画，加之对联、诗画大花瓶、仿古红木大座屏、花架、几案和名贵盆花、盆景等，使整个大厅洋溢着浓郁的文化气息。 三楼专题展示杜甫生平。
其中以诗画形式，着重展示杜甫在湘三年的诗作，表现其老病孤舟的生活困境以及忧国忧民的伟大情怀。展览分六个部分：家世、游历、言志、诗史、湘魂、光彩。
拟展出图片资料、诗画作品、杜诗版本、实物资料共百余件。此外，展厅整体风格与江阁建筑风格相似，展墙采用万字格门窗式造型，此种建筑造型语言能有效地把观众带入历史的时空隧道，加之层版设计采用古代线装版本书页的形式，两者结合使古代文化的韵味更浓。
既能使参观者在浓郁的唐文化中缅怀诗圣，又使整个展厅简洁明快，疏密有致，轻松舒适。 四楼设计布景为以文会友和精品展示场所，暂名为“集雅轩”。
拟分为模型展示、以文会友和观众休息三个小区域，大厅中央摆放江阁模型一座，两侧布置清代红木家具、文房四宝、古玩字画、湘绣奇石精品等。四壁有长沙人文荟萃人物故事组画，讲述屈原、贾谊等历史文化名人故事，以反映长沙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诗圣”杜甫晚年在湖南漂泊了两年多，曾在长沙湘江边“江阁”寄居，并是诗人度过的人生最后一段岁月。两年里，杜甫留下百余首诗篇，其中在长沙所作的就有50多首，包括著名的《江。
心随湖湘
你为我的心灵开一扇窗，
让我看到那缕缕的阳光。
从此忘掉那丝丝的惆怅，
让那温暖伴着我来成长。
你为我的人生送来梦想，
让我感到那阵阵的清凉。
从此抛弃那点点的烦恼，
让那真诚陪伴我来向上。
你让我的风帆再次启行，
让我听到那阵阵的号响。
从此乘着那淘淘的巨浪，
让那勇气推着我去闯荡。
你让我的生命充满希望，
让我览尽那篇篇的华章。
从此钝笔也要羞吟诗行，
让那心泉随着爱来歌唱。
湖湘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多样性结构中的—个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
近百年来，随着湖湘人物在历史舞台上的出色表演，湖湘文化已受到世人的广泛瞩目与确认，并已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无庸讳言，这些研究虽然数量繁多，名目各异，但距离整体把握和具体把握，似乎还有一定差距。
刘旭教授主编的《湖湘文化概论》，就是力图缩短这段差距，从系统思维中走近湖湘文化本质的重要尝试。 整体把握的关键是找到一个足以总揽全局的窗口，而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本著的巧妙之处就在于，它不像众多学者那样把目光投向事实与现象的表面，而是着重关注那对于文化整体最具有统帅意义的东西——它的灵魂。这一“灵魂”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深蕴于整体中的内核，那种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并足以“鼓天下之动”的总枢纽——它的基本的文化精神。
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什么？著者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淳朴重义”，“勇敢尚武”，“经世致用”，“自强不息”。“淳朴”，即敦厚雄浑、未加修饰、不受拘束的生猛活脱之性。
“重义”，即强烈的正义感和向群性。“勇敢尚武”，即临难不惧、视死如归的精神。
二者融贯，构成了湖湘文化独特的强力特色，具有鲜明的英雄主义色彩。也就是钱基博先生所说的：“湖南人所以为湖南，而异军突起以适风土者，一言以蔽之曰强有力而已。”
“经世致用”，即重视实践的务实精神，是实践理性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参与意识的集中体现，这一普遍性范畴一旦与英雄主义相结合，就成为—种“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敢为天下先”的豪迈气概，给湖湘文化提供了明确的奋斗目标。“自强不息”是“天行健”的宇宙精神的基本形态，而在湖湘文化中，则将它列为“人极”的范畴，视为文化的“极则”。
这就赋予了湖湘文化独特的哲学依据。正是由于这点，湖湘文化具有了“独立不羁，遁世不闷”的特殊品格。
这一概括是极其全面的，也是极其精当的。在此之前，论者常用“湖湘人物性格”或“湖湘文化性格”对此进行概括。
对照之下，本著的深度就鲜明地凸现了出来。“湖湘文化基本精神”是“湖湘人物性格”形成的内在原因，是—个比“湖湘人物性格”更高一层的概念。
诚如黑格尔老人所言：“外延最广，也就是内涵最深……概念愈是高级，它的明确性亦愈大，愈确定，愈发挥，愈深邃，因此它的领域也最广。”无疑，这是湖湘文化研究中的—个历史性的突破，也是本著的第一大贡献。
本书的出色之处不仅在于揭示出了湖湘文化最基本的文化精神，而且在于它对形成这—独特精神的独特环境进行了“沿波以讨源，振叶以寻根”的剖析。作者认为，事物最基本的形态是空间与时间，空间与时间是事物运动最基本的外部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事物的性质。
就空间而言，湖南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是一块马蹄形的地域。后有重山，前有大泽，在古代相对于中原地区来说是信息比较闭塞的地方，但另一方面又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地方。
环境的艰苦，锻炼了人的坚强勇毅的性格。环境的闭塞，培育了人的独立思考，不随人俯仰的精神。
古人所谓“深山大泽，实产龙蛇”，即此之谓。从时间来看，楚人含有古蛮族的血统，后与炎黄文化融合，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又保有蛮族文化生猛雄健的遗绪。
而地域的封闭性，更使这种独特的基因得以绵延不绝。文化的核心是人，人是环境的产物，于是湖湘文化和具有此一文化性格的人就在这一特殊的土壤中应运而生。
作者的这一论断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法则的，因而也是使人信服的。 时间与空间毕竟是事物发展的外部条件，众所周知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
那么湖湘文化形成的内因究竟是什么？作者高屋建瓴地将它归结为在这一地域上的人的系统运动。这一系统运动的合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土著文化，即群苗文化，也就是以屈原为代表的南楚文化。
一是中原文化，即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湖湘文化就是二者冲突与融会的结果。
中原文化的“文雅”与群苗文化的“蛮野”这两大基因的结合，就构成了湖湘文化独特的“倔强”、“刚坚”、“峻激”的风格。所谓“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即此之谓。
这就是湖湘文化“深湛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然后“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自立”的重要原因。 湖湘文化的形成，正是以上诸多因素系统运动的必然结果。
著者由此归纳出—条结论：“湖湘地区高山大湖的地理环境，发达的农业经济，各民族多元文化的融合，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地域文化。”这一系统概括，将湖湘文化的渊源揭示无遗。
这是本著的第二大贡献。 本书的杰出贡献还表现在对湖湘文化的内系统结构的全面揭示上。
内系统结构是基本精神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寄附体和具体形态，同样是人们认识的误区。著者从几个方面进行了条分缕析： 湖湘哲学思想 湖湘哲学思想，以宋代胡安国为开创者，历胡宏、张拭、王船山、曾国藩、谭嗣同、杨昌济，以至毛泽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以理学的道德。
关于湖湘文化精髓的概括，学术界比较公认且较典型的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二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百折不挠、兼收并蓄”。人们倾向于后者，认为后者更能体现湖湘文化的精神实质，更能反映湖湘文化的地域特色。
首先，“经世致用”只是儒家文化的一个共同特征，并不能凸显湖湘文化的地域特色。
其次，“实事求是”是儒学本来存在的一种治学方式，它仅是湖湘学派区别于其他学派的治学选择。
第三，“百折不挠”是湖湘文化作用于文化个体的集中体现。
第四，“兼收并蓄”是对湖湘文化开放意识的集中概括。
湖湘文化，是指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相对稳定并有传承关系的历史文化形态。先秦、两汉时期湖南的文化应该纳入到另外一个历史文化形态——楚文化中。屈原的诗歌艺术、马王堆的历史文物，均具有鲜明的楚文化特征。而南北朝及唐宋以来，由于历史的变迁发展，特别是经历了宋、元、明的几次大规模的移民，使湖湘士民在人口、习俗、风尚、思想观念上均发生了重要变化，先后产生了理学鼻祖周子，主张经世致用而反对程朱理学的王夫之，以及“睁眼看世界”的魏源等一系列思想家，从而组合、建构出一种新的区域文化形态，称之为湖湘文化。先秦、两汉的楚文化对两宋以后建构的湖湘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是湖湘文化的源头之一。湖湘文化在历经先秦湘楚文化的孕育，宋明中原文化等的洗练之后，在近代造就了“湖南人材半国中”、“中兴将相，什九湖湘”、“半部中国近代史由湘人写就”、“无湘不成军”等盛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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