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4-07-27
非常老的电影：M就是凶手
这部电影是影史上第一部讲述连环变态杀手的电影，弗里茨·朗的第一部有声片。
这在当时一定非常里程碑，不过，时间流逝，“第一”会慢慢变成符号，一道考题，一则引用短语，从极具意义到意义的尸体，在最后5分钟到来之前，你仿佛在看一个被后来者抚摸、仿效和取用了多次的纪念品，直到最后5分钟，令我们惊叹的5分钟，宣告它永远屹立于伟大作品之林，并且永不褪色。
M的结尾5分钟分析：
凶手M表现为精神异常，连续作案，杀了八九个女孩子。警方展开地毯式搜捕还是一无所获，在此期间，黑帮老大的娱乐场所屡次受到排查，生意不振，黑帮老大要出击，利用丐帮人肉搜索，先于警察擒获M。最后5分钟开始了，黑社会组织模拟法庭，法官、审判长、听审听众一应俱全，还为M配了辩护律师，开始双方驳辩：
M说：他自己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只要一看到小女孩，他的内心就由恶魔驱使，引导他犯下不可饶恕的罪恶，在那时，他忘记了一切。有两个他在斗争，一个说“你要做”，一个说“你不能”，内心时时备受煎熬；而要裁决他的黑社会都是心智正常的普通人，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却也做着杀人放火的勾当危害社会，到底是谁应该受到制裁呢？
还以为是摆设的辩护律师却异常认真、坚持，他极力为 M 辩护：“因为我的被告在不可抗拒的冲动下犯了罪，所以不该被判处死刑……没有人会因为忍不住的事情而受惩罚……没有人能够把一个不能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人杀死，这个国家不行，你们当然也不行……应该把他送进医院，而不是监狱或者绞刑架”。
审判长（黑帮老大）说：出院后又开始杀人呢？应该判他死刑……
此刻，围坐着的听众沸腾起来，攻向M，想即刻处死他。
此刻，警察赶到，“救”了M，影片在此高潮落幕，一位母亲呆看镜头“ 这样救不回我们的孩子，我们应该很小心地照看自己的孩子。”（我不太清楚自己看的是哪个版本，据说修复版是加长了法庭戏，是有一场真正法官进行的审判？）
突然之间，一个难题甩到观众面前。《M》的意义出现了。
拼音文字容易凑出点名堂来，譬如钻石的检验就会说用4C标准（Carat、Clarity、Colour、Cut），管理服务要追求5S（safety、standardization……），片名叫V叫M叫Z都可以看作有寓意。
凶手的名字与M无关，之所以说“M就是凶手”，是某人急中生智怕凶手给跟溜了，乘其不备涂在凶手衣服背后的记号，在那个场景中，M就是 murder，但到了（模拟）法庭上，他是一名精神病患者而受法律保护，他将接受治疗而不是处决，大众无法面对法律对他们道德观念的不合作，此时的M就是 moral，法律只在为我所用、为我出头时才受我尊敬，否则就让道德来处死他吧，这才体现公平和公正，镜头扫去，黑社会和受害者家属和一般民众，已经模糊不清。
此时再来看导演颇为奇怪的创作意图“我们应该很小心地照看自己的孩子”（这行字也正是电影放到这时出现的）就会觉得是对社会失控无可挽救（没有小心照看、放任社会走向危险极端）、个体意志与集体利益相处尴尬（个体发疯威胁到群体生命，群体疯狂折磨个体生命）、法律无能道德恐怖（法律只能是最大限度的实现公正，道德能用来杀人）的无奈讽刺了。
以下是专业犯罪心理和精神医学分析（可是当加入）：
什么叫做“罪犯-认识”的医学机制？简而言之，首先，这种机制关注罪犯主体（他是谁？他具有何种性格、持有何种观念？他的精神是否正常、心理是否变态？）多于关注犯罪行为（他做了什么？应该受到何种惩罚？），其次，这种机制相信，无论是审判案件还是制止罪行，最为关键的环节在于“认识罪犯”，尤其是在病理学的意义上认识罪犯的精神结构。最后，治疗取代了惩罚，成为司法权力的运转逻辑。比如，死刑不是出于杀人偿命的正义原则，而是出于一种对社会的治疗，像割除肿瘤一样消灭危害社会的罪犯。
福柯告诉我们，精神病学插手法律领域始自19世纪初，与之相关的是1800至1835年间发生的一系列格局大致相似的案件：
1，莫泽葛（Metzger）报道了这样一个案件：一位独居的退休官员日益迷恋上房东太太的孩子。一天，“没有任何动机，也没有任何诸如愤怒、傲慢或复仇之类的激情冲动，”他攻击了这个孩子，用铁锤砸了孩子两下－－尽管最终未出人命。
2，塞勒斯塔特（Selestat）案件：在阿尔萨斯，在1817年的严冬，当饥荒袭来时，一个农妇趁丈夫离家工作之际，杀死了他们的小女儿，割下孩子的腿熬汤。
3，1827年在巴黎，女仆亨里特•科尔尼耶（Henriette Cornier）来到其雇主的邻居家中，坚持要邻居女儿在她那儿呆一会儿。邻居起初有些迟疑，最后也同意了。但是，当邻居回来接女儿时，科尔尼耶刚刚杀了她，把头割下来扔到了窗外。
4，在维也纳，凯瑟琳•齐格勒（Catherine Ziegler）杀了自己的私生子。审判时她解释说，自己的行动是出于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以精神错乱为由，她被宣告无罪开释。但她宣称，最好还是将她关在牢里，因为她出了狱还会这样做的。十个月后，她又生了一个孩子，并即刻将之杀死。在审判时，她宣称自己怀孕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杀死自己的孩子。她被判死刑并当即执行。
5，在苏格兰，一个叫约翰•豪伊森（John Howison）的人潜入一所住宅，杀死了一个他几乎不认识的老妇，但他没有偷窃任何东西，也没有躲藏。被捕后，尽管证据俱在，他却矢口否认这一事实。辩护律师辩称，这是一个疯子的犯罪，因为犯罪没有实质动机。豪伊森被处死了，行刑时，他对一个官员说，他真想杀死这位官员。这番话后来被认为进一步证实了他的疯病。
6，在新英格兰，在一片空地上，亚伯拉罕•普雷斯科特（Abraham Prescott）杀死了与他相处一直很好的养母。回到家中，当养父询问时，他泪流满面。普雷斯科特自动供认了自己的罪行。后来他解释说，当时一阵突如其来的剧烈牙痛征服了自己，然后就什么也不记得了。调查后来确认，他曾在晚上攻击过他的养父母，这个行为被认为是梦游发作的结果。普雷斯科特被判处死刑，陪审团同时也建议予以减刑。尽管如此，他还是被处死了。
尤其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精神病学家霍夫鲍尔〔Hoffbauer〕、埃斯基罗尔〔Esquirol〕和乔吉特〔Georget〕、威廉•埃利斯〔William Ellis〕和安德鲁•孔贝〔Andrew Combe〕等不厌其烦地提到这些案件以及其他同类案件。通过对这些案件的反复言说，精神病医学为法律领域构建了一种新型的恶魔形象——精神病罪犯。“犯罪精神病学第一次宣告自身是对这一恶魔的病理学研究。”
福柯并不是认为，如果没有精神病学的构建就不存在“恶魔”；他所提出的问题是这样的：精神病学以何种方式改变了法律的关注重心（从对犯罪行为的关注，转变为对罪犯主体的关注）；司法意义上的惩罚如何转变为病理意义上的治疗；通过以上两种转化，“权力”如何获得一种崭新的形式，成为精神病学化的权力？
让我们回到电影本身。给我印象颇深的另一个场景是“平行会议”。为了捉拿凶手，警方开会讨论；而黑帮成员们也聚集在一起讨论同样的问题。尽管出于不同的目的，但无论是警方还是黑帮，都希望将凶手绳之以法。导演运用蒙太奇和相似的布景，突出了两场会议的平行性质，似乎是要告诉我们，在如此残酷、如此变态的罪犯面前，通常意义上的正（警察）邪（黑帮）对立完全被消解了。黑帮再违法，也遵守着起码的人性原则，而M却是反人性的，他是绝对的邪恶。
福柯告诉我们，现代社会的善恶对立是司法权力的运转根据；现代司法从根本上说是对他者的治理。因此，权力需要制造一个他者。不仅警察需要黑帮，而且警察和黑帮所组成的社会需要一个绝对反社会的M。而在精神病学化的意义上，M作为绝对的邪恶，又恰恰被去除了善恶的道德性质：他不是坏人，而是病人。作为一个精神病罪犯，M是社会自身的疾病。因此，权力的责任在于认识、诊断、治疗。我们已经说过，现代司法的惩罚制度（尤其是死刑）的运转逻辑并非出于恶有恶报的正义原则，而是出于一种医学原则：罪犯的生死和道德无关，这是一种针对社会的治疗。
到目前为止，医学化的司法更多体现了一种现代性的进步。然而它也带出了现代性的独特问题：首先是法律的去正义化危机，其次是构建绝对他者的危险。生活在现代社会中心的我们是不会体会到这种危机和危险的，除非哪一天我们也被不幸地诊断为疯癫、不正常，沦为“社会的疾病”。谁也不知道这会不会发生，不过，也许一直以来，我们暗地里早已是作为潜在的精神病人而得到治理？这听上去很荒谬，不过，至少福柯认为，这才是不折不扣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