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7-16
文/杨坤
父亲带我赴咸阳卖柿子，年过半百之人，谁和我有同样的经历呢？
1985年，17岁的我正上初三，那年放了国庆假，父亲准备带我和小妹准备去咸阳卖柿子。
国庆的前一晚，父母把水瓮里用开水加兑冷水浸泡了一个对时的柿子捞出来，分层整齐的装在架子车箱里，有20多公分深敞口的四方木箱子里也装满了，并收拾好启程的东西，带上干粮和水，准备在第二天天不亮就出发。
鸡叫二遍时，我睡得正香，母亲喊我快起来。她早已起来给牛添加草料了，为的是牵牛拉车送我们装满柿子的架子车到村口。因我们牧鹿村通往礼叱公路（现叫礼相公路，即215县道），有一面300多米又长又陡的土坡，非得这样用牛助力才行。母亲把我们送到村口,看着我们走远了，才把牛牵回去了。
此时，周围死一般的寂静，抬头望望星空，群星闪烁，北斗七星眨着亮晶晶的眼睛，似乎在向我招手示意。一轮皎洁的圆月挂在西边的半空中，照得路旁的树木依稀可见。
毕竟第一次出远门，心里特高兴。从我们村口往南到赵镇卢家，有十里长的下坡路，父亲一人驾一辆，我和小妹合着拉一辆，两车同时出发，一辆装有2000多个柿子的架子车大约五百多斤重，惯性大，我跑得快一路在前，父亲压根就撵不上我，他在后边喊着：“跑慢些，急啥呢？把我催的......”
当走到赵镇泔河袁的时候，太阳爬出来了，露出了它的笑脸。路上的行人和车辆慢慢的多了起来。我们小憩一会儿后，继续赶路。当赶到礼泉县城老街道十字，约摸快9点左右了。在十字东边面朝北的一家煮馍馆里，父子三人买了两碗煮馍，父亲一碗，我和小妹一碗。吃上这美美的一碗煮馍，父亲催促快走，不敢耽搁，随后马不停蹄继续赶路，我知道务必要在天黑之前赶到咸阳，找一家旅社住下来，要不然没地歇脚可怎么办啊。
饭饱后，我更有劲了，两辆架子车很快上了西兰路，像离弦的箭一样，我仍然一路跑在前，父妹紧随在后。自己还不停声的哼着小曲。我们一路走走，一路歇歇，路上偶尔碰见有人问我们：“柿子卖不卖？”
父亲大声说：“不卖。”
我就纳闷的问父亲“伯，咋不卖呢？”
父亲应声回答道：“瓜娃，卖能行，要是卖，不耽搁咱赶路的时间吗？”
我听后没说什么。走到礼泉药王洞的时候还有路人追问：“柿子咋卖？”我扔出父亲那句话“不卖”，路人还嘀咕：“柿子还有不卖的？”他们怎能明白我们的想法呢？吃了稍咸的煮馍后未免感到口渴，已经喝了好多水了。我忍着，但是觉得口干舌燥，喉咙里直冒烟，眼前乌花的，睁不开眼。小腿感觉像灌了铅，大腿似乎不听使唤了，迈不开步。我强忍着，小妹喊着：哥，你走慢些。
秋天的太阳虽比不上夏日太阳的毒辣，但是我们觉得一路的热，一路的渴。午后已走到兴平店张镇，这儿有一面一二百米的长坡，坡虽不太陡，但一个人拉一辆重五六百斤的车是上不去的，得兑换着才能上去。先是父亲放下他的车子，和小妹合伙帮我拉上去，然后小妹在坡头上看着车子，我和父亲再返回来拉第二辆。11岁的小妹总是在两个车子中间来回穿梭，一会帮我推车，一会帮父亲拽拉。父子三人边走边聊，说说笑笑，半道上寂寞无人的时候，父亲居然还大声唱起了《铡美案》——“我家住湖光荆州地...... 王朝马汉喊一声...... ”的秦腔戏。
望着渐渐西下的落日，天色逐渐暗淡下来，太阳快要落山了，我们趁天黑刚好尽力赶到了咸阳塬上，还好是下坡，不费劲，按住车辕，车子自然就向前跑，我的双腿实在挪不开步了，车子催着我。我回头问小妹：“你腿疼不疼？”小妹说：“疼啊，咋不疼呢？”我们在毕塬路靠西的地方，找到了一个旅社，院子挺大的，都是来咸阳卖柿子的农民。
当进到不起眼的旅社院子里，这一百里路走下来，我长长的松了一口气，身子骨就像散了架，极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软瘫在地上，只觉得一双大腿疼痛难忍，无地可放，无论怎么放都不舒服。父亲和我用塑料盖好车子，早早地就睡了。
第二天天一亮，父亲就叫我：“国振，快起来，天明了。”我睡了一宿，感觉双腿还能轻松点，但走起路来隐隐作痛，草草吃了自带的母亲烙的干粮——锅盔馍，喝了些给房东索要的水，就拉着两辆装满柿子的架子车，急急的赶往咸阳城里。
我无暇顾及偌大城市的美好，只想尽快卖了柿子。记忆里，古都城里没什么好的，只是街道很长，路面很宽，楼房比牧鹿村的东高垫还要高。
到了僻静的拐角处，我们放好车辆，打开木箱，父亲一边盯着四周，一边大声间断性的吆喝着：“卖柿子来，一毛钱两个——甜得很——不甜不要钱......”我和小妹无论如何都喊不出口，父亲那粗狂浑厚叫卖的声音回荡在城区的上空。为吸引路人和周围的居民，父亲从不着急忙慌，一本正经的喊着，一点都不难为情。这一声声的叫卖，引来许多前来购买柿子的行人。
正在此时，一个四五十岁的妇女走上前来，东瞧瞧，西瞅瞅，嚷着要便宜点，“一毛钱三个行不行？”
父亲说：“不行，真的不行。”
那个穿着整齐， 时尚 的妇女一再讨价还价，父亲一脸有底气的说：“你看，我这柿子个大，色红，么疤么核的，不敢便宜卖的。”
那妇女还是不乐意，父亲问：“你要买多少呢？”
女的说：“我要的多。”父亲听后怕失了这个买主，就信誓旦旦的说：“是这，价还是一毛钱两个，你买一块钱的，我给你多余加几个。”女的说：“多余加些呗。”
等到女的捡好了二十个大柿子，父亲顺手抓了好几个，递到她的手里，迅速装到手提袋里。那妇女唠叨着，右手掏出一块钱，左手又伸进木箱里，硬是又拿走了好几个柿子。父亲着急的说：“不敢再加了，都给你好几个了。”妇女边拎起袋子，边离开说：“再加几个嘛！”
我和小妹一直站在一旁，看的一清二楚。望着她远去的背影，我想到了鲁迅先生笔下《故乡》的杨二嫂，父亲犹如闰土，我好似水生一般。
没大半晌，两辆车上的柿子所剩无几了，父亲果断开始降价了。大声吆喝着：“卖柿子来——柿子便宜卖呢，一毛钱五个——柿子便宜了......”话音一落，路人纷纷跑到车前，你一块，他两块。父亲最后把十几个看起来不雅观的柿子，双手递给了一位年迈的老奶奶，她回头连连说谢谢。
一晃到了傍晚，天慢慢黑了，我们拉着空架子车，在街道上转来转去，欲寻找一个栖身的旅社。我问到：“伯，咱给哪走？”
父亲说：“算走算看呗，看哪儿有住的地，就去那儿。”
我又问父亲：“咱现在朝哪个方向走呢？”
父亲一口咬定说：“朝北走啊！”父亲是不是迷了方向，怎么能是朝北走，我感觉是朝南走啊，咱要回家，得往北走啊。咱这不是北辙南辕吗?
父亲固执他的说法，朝北走。我和父亲争来争去，没有定论。我说：“伯，要不咱问问吧。”“那你问。”
随后碰到一位像父亲一样的同龄人，我硬着头皮大声问：“叔，你看我们这是朝北走吗？”
男子回答到：“这是往南走呢。”四十五岁的父亲还是不相信，父子俩边走边争辩。灰暗的灯光下，走来了一位穿着朴素的女者，父亲用手指了指我们走的方向，问：“妹子，你看这是朝南走还是朝北走？”对方毫不犹豫的说：“朝南啊。”得到了两个人相同的答语，父亲终于醒悟到我们走错方向了，我迅速掉转车头，急急的向前走。隐约听见小妹在车上睡着鼾声。
我们幸运的在路上搭乘了一辆顺道同行的卡车，连人带车子把我们捎回到了礼泉县城。踏着明亮的月光，经过四个小时的徒步，赶凌晨1点多终于回到了家。
第二日一觉醒来，父亲叫母亲到门道房来，他解开上衣纽扣，翻出上下身的衣兜，掏遍腰间褡裢里的块块，毛毛和分分，两个人喜滋滋的，笑眯眯地仔细的盘点着。那一次我清楚的记得，两车柿子居然卖了五百多块钱。以后的好多天里，父亲常常提起那位好心的卡车司机师傅。
七八十年代的每年秋季，父母同样上演着摘柿子，暖柿子，装柿子，卖柿子的酸甜苦辣......我不记得父亲和两个年长的姐姐这样的经历有多少次了,只记得父亲的两只脚板，磨烂了母亲亲手做的几十双布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