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6-03
清代的经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定的总结意义。不少学者善于全面考查历史上学术研究的发展过程，对各种学派的源流变迁作出许多较可取的归纳，为后人留下了富有启迪意义的观点。
乾隆期间编撰大型丛书《四库全书》的馆臣们，就往往具备这种独具只眼的史识。在《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小序》中，有一节把先秦至两宋以来的易学发展概括为“两派六宗”的说法，颇为后人所称道。
其说指出：
《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为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为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
这一说法归纳了易学史上最有影响的流派。总其大端，即为象数、义理两派。象数派的正宗学说，见于汉魏学者以易象（八卦的众多卦象）、易数（阴阳奇偶之数）为解《易》途径，既切合占筮的用途，又发挥易理的深蕴；义理派主于阐明《周易》的哲学大义，王弼以老、庄思想解《易》已开其风气，至胡瑗、程颐则蔚为大观，而李光、杨万里援史证《易》则又将义理易说进一步引申推展、发扬光大。
平心而论，汉儒以象数解《易》，有时执泥卦象，并杂入种种术数之说，每使《易》义支离破碎；王弼一扫旧习，独树新帜，援玄理为说固被指为一弊，但他也并非尽弃象数，其宗旨实在于探寻完整的易象，把握易理内蕴，使六十四卦经义条贯不紊。所以，象数、义理两派立说，实互有可取之处。
近人吴承仕先生说：“名物为象数所依，象数为义理而设”。即是表明两派的主张应当相互参用，才能明辨《周易》大旨。
“两派六宗”之说，具有相当精审的概括性，提出十分简炼的线索以展示中国易学史的主体脉络，无疑有着至为宏观的指导意义。
但《四库》馆臣言犹未尽，在前引观点的基础上，《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小序》继续说道：
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授《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
这几句补充之语，足见论者的严密之处。“两派六宗”固然揭示了整个中国易学史的主要流派，但仍无法尽赅数千年《周易》研究的广阔领域，因此，增入这些“旁附”现状，则有干有支，所作的总结便带有更坚实的历史客观性。
当然，在清代学术研究界，并非仅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易学发展作出历史的总结，在不少学者的经学专著中亦多有涉及。这里只是举其较典型、精粹而简炼者为例，以表明清代学术的一方面特色。
我们倘能沿此思维进一步考察清人的诸多著述，尤其是深入探寻他们对易学发展史所持的各种观点，或许将会更加明朗地感受到这些学者在追本溯源方面所作出的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