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6-02-23
“重视对文学作品与文化内在关联性的研究，重视文学作品作为文化符号内涵的展示，是我们思考文学作品本质的一个基本的理论出发点。”把文学研究作为一种文化存在来追问，必然关联到作品的文风、作品的美学品格、文学所呈现的总体性的美学风貌，以及创作主体的美学追求，而这又无不受着自然环境与文化生存的制约与影响。
虽说文化与文学各有独立的语言方式和精神系统，却又是相互渗透与交融的，文化的风土人情与文学的地域特性，共同营造着一种形态独特的艺术语境，以此为基本核心，建构着一个自成一体的艺术世界。在当代岭南文学的艺术语境里，可以考证出岭南丰富的物产、发达活络的经济背景，可以反映出闲适灵活、包容务实的民风，可以指认出情趣盎然的俚风民俗，饮食起居的各具其妙、其韵、其趣，尤其是在这种物候生态里孕育的情性风韵，具有异常鲜明的岭南风貌。这一方域的文化情状，除了滋润的一面，还有挥洒自如的一面，这里的文学情态，除了鲜活生猛，也还有通俗轻快的质感。
这是因为，岭南文学首先是在岭南文化的氛围里衍生完善起来的，没有那样一种人文风俗，也就难以突显出岭南文学独有的气韵；其次，岭南文化的人文情性，奠定了岭南文学的格调，是空灵飞扬的，又是流变生猛的；再次，文学离不开自然环境的左右和调配，文学的底色里无不洇染着岭南的印记；最后，历史对文学的影响如影随行，岭南文化的历史对岭南文学的作用占有相当的比重。从民情风俗，到气质格调，从自然到历史，这足以构成岭南文学状态的前因后果，更有助于廓清和确认岭南文学艺术风貌的特性。
一、岭南文学是岭南人文风俗的还原
不同的地理环境有不同的民风、民俗，也有不同的艺术风格。梁启超的《中国地理大势论》除了阐述南北自然风貌对文学的影响，还论述了社会环境以及文学交流对南北差异的消融。他认为：“逢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膳移我情者，南人为优。盖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四周社会影响特甚焉。自后世交通益盛，文人墨客，大率足迹走天下，其界亦浸微矣。”概而言之，文学的地域性主要表现为自然风貌、文化精神和语言风格的不同特征。
当代岭南文学的小说代表作，就是通过由风俗、民情、自然、禀性等方面的岭南文化景观，而构建起粤味盎然的物色情态，并据此而成为岭南小说文体特征独树一帜的重要标志，为当代岭南文学形成自成一体的艺术语境奠定了基础。所以，岭南文学对粤味盎然的人文风俗的还原，具有以下三方面的表达：
首先，就人文风俗还原的自然性特征而论，作为岭南文学的支点，离不开对风俗人情的艺术反映，而小说的艺术感染力，又受制于生存格局与生活氛围色彩气息浓淡的影响。岭南文学特定的艺术构成，源自于特定的表现世界，这里植物四季常绿，气候温润多雨，阳光充足，土地水网交错，这里八面来风，客似云来，商机伏涌，机遇流变，世事万千，纷纭出彩，于是出现在小说里的地域文化景观，便常常和熏风绿树、石巷老屋、骑楼店铺、茶市食肆、桑基鱼塘、河涌蕉影等等南国情调的风物、意象与景象联系在一起，展示的是一个水汽淋漓、温润详和、旧城古韵、热闹生猛的岭南，是一种可触可感、可叹可品的具象的文化与营生，它还原着此在人文风俗的真相与真实，传达着这一方水土的风貌，仅是从这些平面的符号，似乎也能把握到岭南的风脉神韵。
引以为经典又常常与岭南神韵重迭在一起的，便是欧阳山的《三家巷》，它在气质格调上，尤其是在自然性特征的岭南指认上，还原并且不妨说是建构着岭南风貌的述说，呈现出鲜明的审美特征与美学价值。如第六章：枇杷树下，一条青石板的民居小巷，南国的月色，如水的夏夜，木屐敲打着时间，也敲打着主人公周炳的心情，这既是一种自然场景，也是一种情绪场景，在这种文化氛围的敷色中，人物与环境的着墨是散淡的，也是温和的，这是岭南特有的文化情调，应对着因此而营造出来的艺术格局。如十二章：人日皇后，写七月初七的七巧节，是女儿的节日，在南关珠光里区桃的家里，从场景到心态，从城南老屋的居家摆设，到节日供品的精巧与用心，从女儿神貌到气氛烘托，毕尽其肖，活色生香跃然纸上。
其次，就人文风俗还原的本土气质而言，无论是自然景观、社会结构以及生活方式，岭南文学都有着浓厚的本土情结，这种文学的地域性与此在文化的风土人情息息相关着，与此在文化的气质格调息息相关着，并成为当代岭南文学艺术语境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用闲适的笔触，用行云流水的话语，用墨痕状的节奏，涂抹着岭南的情调，如《三家巷》写初夏的季节，“五月的广州，江风带着茉莉花的清香，天空又柔软，又安宁，闪着光，好像一幅黑缎子一样。”祖籍湖北、童年始在广州长大的欧阳山，浸润的却是岭南文化的滋养，笔墨趣味已全然是粤式情调了。此种认同与倾情，并非是为写风情而写风情，而是有意无意间，把此在文化的生存哲学敷设其中，从而使作品的境界体现出独特的审美风范，开掘了岭南文化在现实生存中的渗透力与同化力，由是，对物色风情描写所独具的神韵，便与生存形态的别具一格契合着，使小说呈现出浑然一体的艺术效果。
再次，从人文风俗还原的审美价值取向来谈，既涉及到文化立场与文学维度的问题，也涉及到创作的主体意识问题。如是，是否可以认定，欧阳山创作的《三家巷》，在运用本土题材时，有意识地对岭南文化进行开掘，使作品显露了浓郁的地方色彩和风俗画面，这是由于作家“长期受到本土文化的熏陶，本土文化的某些历史沉淀已深入其骨髓，他(她)们本身早已成为‘集体无意识’中的一个有机构成，因此，这种时候的‘显露’是文化素质和审美意向趋于一致的一种自然流露。”于是，《三家巷》所传达的人文精神与生存情状，便与岭南文化场呼应着，成为一种实质性的反映，作为欧阳山攀登艺术高峰的力作，最大限度地实践了他对小说艺术的追求，赋予一种艺术的力量穿越于世俗与现实之中。正因如此，半个世纪过去了，该小说作为岭南文学的经典作品，依然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
二、岭南文学具有柔和亮丽的语言风格
岭南文学的独树一帜不仅与其文体的形态特征有关，同样与其语言运用的形态特征有关，语言作为文学文体形态最有活力与份量的成份，其表述的方式、风格特点以及气韵与格调，都制约着作品整体的风格归属。最具代表性，且引起广泛关注，具有地域文学标识性的，显然是陈残云的《香飘四季》。小说落墨河涌、蕉林、桑基、鱼塘、水乡明月、村头晚风，如“天空湖水一样的明净，繁星闪着微笑的眼睛，河水脉脉地流，细风轻轻地吹，蕉叶丝丝地响，草虫嘶嘶地叫，好一个静穆的甜蜜的夜晚。”又如“珠江岸边金黄色的稻野，宛如一幅名贵的绒幔，在暖融融的阳光辉照中，闪闪烁烁，放出了悦目的金光。”在这些空灵抒缓的辞采中，文风是轻快亮丽、不粘不滞的，用语有着素朴淡雅的质感，它不沉潜凝重，而是在明快中充盈着恬淡，它不急管繁弦，却在轻歌曼舞中且行且远，它将岭南的物色风貌像一幅简约的水墨画那样淋漓尽致地还原出来，这里所渲染的色彩，是非岭南莫属的，这里所折射的文化，分明是一种心态，也是一种风情的歌吟。
可见，文化的制约，会带来文学独特的气象，而创作主体的观念意识与文化积累，则直接促成了文学语言的地域化特征，既与个性化关联，又与文化背景关联，由此更为独到地诠释着文化的生存形态与文化内涵。只有当一个作家对传统文化和某一地区的文化瞭解愈深切，他的语言才愈有特点，这不妨说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艺术的成全。
岭南小说空灵飞扬的语言习性，作为同一种风貌的归属，在不同作家那里有不同的个性侧重。柔和亮丽的语言风格，在陈残云那里，呈现为淡雅与澄明的格调，在杨万翔那里，则表现为一种飞扬的力度与古典的质感，这在他那部厚重而典型的岭南历史小说《镇海楼传奇》里尤为突出，可说是建立了这种层面创作的示范性。“放眼下望，只见三元宫正殿那乌青的瓦顶近得直似伸手可触，绿霭霭树丛中紫烟氤氲，袅袅升腾，煞有仙家气象——葛洪端的是一流勘舆大师，粤北五岭千里来龙，于兹结穴，他恰在此处截得龙脉，把他岳父东晋南海太守鲍靓的休憩之所改建成恁地一个福地洞天；如今若再在三元宫一头建座镇海楼，畅好一上一下按定那龙首。三元宫往南一箭之遥便是广州城正北门，但见门内房舍鳞次栉比，街巷棋格纵横，迢遥处迷迷蒙蒙珠江如带，一划儿都笼在春日金灿灿的霞光里。朱暹寻径踱往山巅险处，把剑柄一按，蹲下身来，恰似三元宫正殿檐头那睥睨万物的兽望；此时山风飒飒，乱云飞渡，隐隐然若有千军万马在半空中纷至沓来。想见这一周遭当日天埸地陷光景，朱暹一时间壮怀激烈：有道是百川沸腾，山冢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我朱暹且守在这南越武帝的发祥地静观待变，有朝一日风云际会必有遇合；这晌正好取个意头——就让坐镇南疆的永嘉侯把镇海楼建在永嘉年间猝然出世的沉夜湖滨!”语言格调不张不驰、不急不慢，气定神闲，从容有度，借助有着浓厚地域文化色彩的自然景观，融合有着本土方域特色的用语与句式，将其环绕于景物心态的描画中，从而呈现出特殊的叙述效果。
在岭南小说的语言风格里，追索其独有的语感，以及独有的韵味，不难发现地域文化的色彩与作用力，这既与本土的生存势态谐和着，也与其风情民俗相融汇，于是，不粘不滞的用语，简约而不铺陈的情绪，细腻而温婉的语态，闲适而淡雅的质感，灵动而飞扬的辞采，构成了岭南文学柔和亮丽的语言格局。通过这些语言去描述特定的文化形态，在创造不一样的文化意象时，来抒发此在的心灵感受，它不仅为文学风格的基调作着最切实有力的铺垫，同时，岭南文学也依仗于这种独特性，而张扬自身文化色彩的风景线。
三、岭南文学是岭南地缘环境的艺术再现
地域文学特性的形成，既源自于艺术风格的同一性，亦源自于审美选择的确认性，只有这种认知的确定，才会在有意与无意间，成为创作的自觉意识，或者成为创作过程的一种驱动力，使得创作主体在艺术上的选择有着更大的趋同性。因为文学用以表现其内容的形式浸透了作家主观情绪的艺术选择，在创作过程对描写的风貌人情，在概念与认知上的清晰度，不同文化背景与文化心态的作家便有不同的表达，很显然，这种表达会呈现出明显的文化差异。其实文学表达的自觉就是文化选择心态的自觉。就这一话题，自然涉及到地域文学的自然观问题，而这又与审美心理密切关联的。
就地缘环境的自然与艺术生发的关系而言，岭南地区气候温润，水网纵横，加以内通外联，务实求变，总体的文化情状是流变的，又是鲜活的，这种风尚在文风文气的审美追求上，尤其是在自然观的艺术表达上，更崇尚俯仰天然，在平素有致纡速有度的表达中，蕴含了空灵与雅致，而水色淋漓既作为底色，又作为地缘环境无法变易的背景，给遣词达意制造了一种润泽，又带来了一种饱满，使描人状物呈现收放有序的张力，储蓄起一种与别不同的气韵，如同中国的水墨画，或疏或密，或浓或淡，都是有水色作衬底的。典型莫过于陈残云的《香飘四季》，笔墨总是水迹淋漓的，既是环境作用使然，也是创作选择使然，“夜晚，乳白色的月光，透过了浓春的夜雾，照在蛇窝开阔的田畴上。小河边，一间刚修整过的竹棚子，人们叫它‘扎水寮’的，映出了半明半暗的灯光，传出了二胡伴奏的柔软的粤曲声，听得出是许细娇唱的，是《鸳鸯被》中的一段。”水色在字里行间浸漫开来，写出了岭南特有的情致与风貌。陈残云温文细腻的文字，在描写水乡的风物人事里，就有了一种投契的谐和，在这种环境里书写的笔触就带有了水的质感与形态，地缘环境的水气树影都融合在文字的调配里。
就创作主体的意识与定位而言，地域小说必然面临对本土文化的开掘，当作家迎向本土的生存时，它的主观意识与情绪的维度必然是向此敞开的，岭南作家便是在本土文化的感召下，对于小说美学的表达方式作出了自觉的选择，听从了自身文化气质的构成以及地缘环境所产生的影响与作用，以平淡而沉潜的审美态度去表述故乡故土，在这种悠然而婉约的叙事策略中，依然恪守着传统模式意义上的故事性，依然着意于刻画人物的个性与现实意义，而地域文化独有的内涵便在这种看似不经意却是信手掂来的娴熟中得到了展示，在字里行间蕴含着，使地缘环境的艺术化不仅成为一个烙印，而且成为艺术风貌的表征，于是，水色淋漓不光是指向表层的传达，亦指向深层的内蕴，从而导致一种神貌上的特征，与岭南文化的地缘环境谐合默契着。在岭南的天空下，有蜿蜒的珠江，有浩茫的人海口，有椰子树和木棉花，有漫长的夏季，有温润的气候，等等，这一切构成了特殊的自然气氛，养育着此在别一种的生命。此外，另一种气息来自历史，来自历史构成的别一种人文景观，这一种气息寻常时候隐约不显，却在日常的每一个空隙里出没着，不经意中陶冶出不同的文化形态，涂抹着自成一体的生命色泽，它不是分明的，也不是突显的，虽是朦胧难以清晰廓清的，却是真实而存在的，并且在岭南时而作为文化边陲时而成为文化中心的游走中，保持着一种奇特的张力以及一种奇妙的平衡，既有勃发力，又有平常心。这种自然与历史共同构成的地缘环境，无不在岭南文学里得到了表现，慢慢被氤氲成一种味道，一种带有水汽的味道，一抖落，总是有此在的文化留痕，尤其是在文学的表达里，这种领略是更容易到位的。
就岭南情调与人文情性而言，岭南文学的文化意识，很早就表现在对世俗化生活的关注以及大众化取向的审美情趣，岭南小说的平民色彩较为浓厚，取材大多侧重于平民百姓的生活与庸常实在的人生，志在于对这种生活价值的探讨以及把握，风情民俗是一方面，普通人的命运又是另一方面，从欧阳山的《三家巷》，到陈国凯的《大风起兮》，这几近形成了一种文学的传统、小说的传统，平常的营生被摆放在创作重要的位置上，政治的色彩以及社会的变迁，不是作为小说的底色，而是作为一种背景，一种供人物活动和生长的背景。如果把这种文学的选择定位为一种对生活的深入，那么，由来已久，岭南小说与脚下这片水网纵横的边陲之地，与普通人的生存血脉更加贴近和相通，也从而使得这种以岭南文化为背景的小说的地域特色更为鲜明，无疑也促进了自身审美特性的成形。本回答被提问者和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