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7-12-16
为什么要召开这次会议
据《汉书·车千秋传》记载，汉昭帝“始元六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士，问以民所疾苦，于是盐铁之议起焉。”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盐铁会议。会议的参加者除贤良文学六十余人外，还有丞相车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的属官丞相史，御史大夫的属官御史等。
会议的召开，与当时的大将军霍光、谏大夫杜延年有关。杜延年曾多次向霍光建议：“宜修孝文时政，示以俭约宽和，顺天心，说民意，年岁宜应。”于是“光纳其言，举贤良，议罢酒榷盐铁，皆自延年发之”（《汉书·杜延年传》）。杜延年之所以建议“修孝文时政”，诚如班固所言，是鉴于“国家承武帝奢侈师旅之后”，“年岁比不登，流民未尽还”。所以，相当严峻的社会形势才是这次会议的真正起因。而杜延年的建议只不过正确地反映了这种形势罢了。
汉武帝时，国家财政空虚，阶级矛盾激化，官吏胡作非为。武帝死后，昭帝即位，从这时到盐铁会议召开的六年间，上述状况依然存在。例如，汉武帝时的农民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历年遗留的流民问题仍相当严重，以致使汉昭帝不得不多次下诏予以解决。始元元年，下诏“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节行郡国，举贤良，问民所疾苦、冤、失职者。”二年三月，“遣使者振贷贫民毋种、食者。”八月，下诏：“往年灾害多，今年蚕麦伤，所振贷种、食勿收责，毋令民出今年田租。”四年秋七月，又下诏：“比岁不登，民匮于食，流庸未尽还，往时令民共出马，其止勿出。”（上所引均见《汉书·昭帝纪》）汉昭帝频频下诏，说明流民问题已严重威胁到统治阶级的安全。人民流离失所，固然主要为天灾所致，但也不能排除人祸的因素。
汉武帝打了一辈子匈奴，但四夷问题并没真正解决。就在汉武帝死去的当年冬天，匈奴便入侵朔方，“杀略吏民”，迫使汉朝廷不得不“发军屯西河，左将军桀行北边”。第二年，即昭帝始元元年夏，益州的廉头、姑缯，牂柯郡的谈指、同并等西南夷二十四邑皆反，汉朝廷派水衡都尉吕破胡招募吏民及发犍为、蜀郡的军队急急忙忙前去镇压。（见《汉书·昭帝纪》）始元四年冬，西南夷姑缯、叶榆复起事，汉派水衡都尉吕辟胡击之，“辟胡不进，蛮夷遂杀益州太守，乘胜与辟胡战，士战及溺死者四千余人”（《汉书·西南夷传》）。始元五年，“匈奴发左右部二万骑，为四队，并入边为寇”（《汉书·匈奴传上》）。至于盐铁会议以后，汉与匈奴、西羌、西南夷、乌桓等民族之间的关系多有紧张，这是人所共知的。
汉武帝实行严刑酷法，这种状况，以后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汉成帝就曾说：“今大辟之刑千有余条，律令烦多，百有余万言，奇请它比，日以益滋，自明习者不知所由，欲以晓喻众庶，不亦难乎！”这样残酷的法律，毫无疑问主要是针对劳动人民的。这一点连汉成帝都不否认。他曾说：如此烦多的法律，“于以罗元元之民，夭绝亡辜，岂不哀哉！”（《汉书·刑法志》）
汉代，景帝以前的几个皇帝基本上坚持一种节俭的政策。但到武帝时，开侈糜之风，他本人的情况不必说，连官吏们也争相奢侈，“室庐车服僭上亡限”（《汉书·食货志》）。直到汉成帝时，虽然已是危机四伏，“然俗奢侈，不以畜聚为意”（《汉书·食货志》）。
由武帝之世所带来的各方面的严重问题，震动了汉昭帝和执政大臣，迫使他们不得不认真回顾以往的政策得失。这就是盐铁会议的背景。
激烈的辩论
这次会议由丞相车千秋主持，以桑弘羊、丞相史、御史为一方，贤良文学为一方，双方唇枪舌戟，进行了激烈的论战。论战情况记录在桓宽的《盐铁论》中。就其主要内容看，大致有四个方面。
第一，关于盐铁官营问题。大夫派主张盐铁官营，认为盐铁官营利国利民，有益而无害。如御史说：“今大夫各修太公、桓、管之术，总一盐铁，通山川之利而万物殖。是以县官用饶足，民不困乏，本末并利，上下俱足。”又说：“大夫各运筹策，建国用，笼天下盐铁诸利，以排富商大贾；买官赎罪，损有余，补不足，以齐黎民。是以兵革东西征伐，赋敛不增而用足。”（《盐铁论·轻重》，以下只注篇名）他们还认为，盐铁官营消除了象吴王刘濞那样的地方分裂势力。
贤良文学则主张取消平准、均输、酒榷制度，罢盐铁官营。他们认为这些政策是“与民争利”（《本议》），造成“国家衰耗，城郭空虚”（《轻重》）。文学提出：“安民富国之道，在于反本，本立而道生。顺天之理，因地之利，即不劳而功成。夫不修其源而事其流，无本以统之，虽竭精神，尽思虑，无益于治。”（畅耿扳际殖宦帮为爆力《忧边》）贤良提出：“方今之务，在除饥寒之患，罢盐铁，退权利，分土地，趋本业，养桑麻，尽地力也。”（《水旱》）总之，在贤良文学看来，富国安民的根本一条在于搞好农业，即他们所说的“反本”、“修源”。
第二，关于汉与匈奴的关系问题。在对匈奴的关系上，大夫派主战，贤良文学主和；大夫派崇武备，贤良文学尚德服。
贤良认为，“用军于外，政败于内”（《备胡》），对外用兵，会给内带来忧患。文学认为，繁重的兵役、徭役，已经对社会构成了严重威胁：“长子不还，父母愁忧，妻子咏叹。愤懑之恨发动于心，慕思之积痛于骨髓”（《徭役》）。建议“方今为县官计者，莫若偃兵休士，厚币结和，亲修文德而已”（《击之》）。
大夫派的看法则与此相反，他们针对贤良文学主和的说法，指出：汉兴以来，对匈奴执行和亲政策，“所聘遗单于者甚厚”，但匈奴的侵扰活动却日甚一日。由于此，汉武帝才“广将帅，招奋击，以诛厥罪。”汉武帝抗击匈奴是“功勋粲然，著于海内，藏于记府”（《结和》）。他们还进一步阐发说：“兵革者国之用，城垒者国之固”，没有它，匈奴就会“轻举潜进，以袭空虚”，其结果“祸必不振”（《和亲》）。
在对匈奴的总的策略上，贤良文学主张“义之服无义”（《论勇》），认为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在德不在固”（《险固》），“文犹可长用，武难久行”（《徭役》）。又主张“去武行文，废力尚德，罢关梁，除障塞，以仁义导之”（《世务》）。桑弘羊则强调，“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险固》）。匈奴“反复无信，百约百叛”（《和亲》），想用德服，是难以办到的。
第三，对儒家与法家的评价问题。大夫派以变法治国者自居，对儒家及所谓贤者大加贬斥。他们斥责儒家“道迂而难遵，称往古而訾当世”，“处其位而非其朝，生乎世而讪其上”（《论诽》）。批评儒者硁硁然死守一道而不识时务，讥笑“孟轲守旧术，不知世务，故困于梁宋；孔子能方不能圆，故饥于黎丘。”（《论儒》）
贤良文学则反驳说：原则的东西是不能变的，就要死守。这不变的原则就叫“百世不易之道”。文学说：“圣王之治世，不离仁义，故有改制之名，无变道之实。上自黄帝，下及三王，莫不明德教，谨库序，崇仁义，立教化。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对此，“修而昌”，“变法而亡”（《遵道》）。
对法家的看法，二者也完全不同。如大夫派认为，李斯之学，学以致王；文学认为，李斯之学，学以杀身（《毁学》）。
从对儒法的辩论又进到对所谓贤者的争鸣。贤良文学极其推重贤者，认为“贤者所在国重，所去国轻”。而大夫派则认为贤人“损益无轻重”，有无贤人于国家无多大关系（《崇礼》）。至于双方由此引起的互相攻击，更是随处可见。
第四，关于德与刑的问题。大夫派坚持法治，认为“法者止奸之禁也。无法势，虽贤人不能以为治”（《申韩》）。又说：“绳之以法，断之以刑，然后寇止奸禁”（《大论》）。大夫派还主张酷法严刑，认为“令严而民慎”，“法疏则罪漏”（《刑德》）。
贤良文学则强调德教，主张简法宽刑。他们说：“法令众，民不知所辟。”（《刑德》）“罢民不畏刑法”，故“严刑峻法，不可久也。”（《诏圣》）
总之，在一切重大政治问题上，大夫派与贤良文学都表现出了相互对立的主张。本回答被提问者和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