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上海市公共交通做出贡献。1949年上海市公交公司为节省外汇，曾试用城市煤气代汽油，但因产量小满足不了需要。又试用木炭、酒精代汽油，仍不能满足需要。由于西方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经济封锁，汽油匮乏，使上海市的公共交通面临停驶的困境；燃料费之高一度占全部营业收入的90%。为了响应上海市人民政府粉碎敌人封锁六大任务的号召，工会组织立功竞赛运动。在大家都为代用燃料苦恼时，作为总工程师的张德庆建议：全部改用白煤代汽油。在公司领导支持鼓励、技术人员和工人积极配合下，他主持研制中国式白煤车。白天他带着饭盒到工场，与工人们讨论，常常顾不上吃饭；晚上查阅国外煤气车资料，常通宵达旦工作。一次拂晓，他夫人一觉醒来，见他还在工作，便说：“你已50岁了，这样下去是支持不了的！”他说：“我现在确实为人民服务了。半生夙愿，今天实现了，我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几经改进，他设计出比较理想的“公交5式”煤气发生炉，较好地解决了汽车用煤气炉的两大难题——结渣和燃烧不完全。在改装煤气车时，为了保持车身整洁、不使车架受损、避免车内闷热，他组织改装了拖斗式炉子。白煤车批量投入营运后，人民群众高兴地称它为“争气车”，又形象地称它“拖着尾巴的公共汽车”。白煤车的成功，以煤代油粉碎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从困境中挽救了上海公共交通事业，为国家解了燃眉之急。使营业成本降低，每月为公司节省燃料费22万多元。并改进煤气炉，每月节约资金达30万元。同时也给国家节约了一笔巨大的外汇开支。他经常深入工场，向工人传授技术，深受工人爱戴。为此，上海《解放日报》、《新闻日报》、《新中国画库》等报刊和广播电台都详
主持研制“代用机油”、刹车油成功
为解决润滑油匮乏，1950年11月27日他曾邀请专家座谈。在华东区菜油有限、不能大量配制，不能实现的结论下，他毅然配制了“代用机油”，原料是非食用植物油和少量一般不吃的可食植物油（如茶油），这是达到要求的粘温性所需要的。它的抗氧性、抗皂化性能，虽不及石油制润滑油好，但有了它，上海市的汽车照常行驶，用在机床上，更觉察不到它的差别。为解决刹车油匮乏，他配制了刹车油。这是在反封锁期间他为生产和交通作的又一贡献。
主持研制平地用煤气车成功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段时期，
由于西方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石油只能从苏联进口。许多车辆因无油烧被迫停驶。为解决汽车燃料问题，他主持了以吉斯－150改装平地用煤气车的研究。首先帮助北京市公共汽车公司改进了煤气炉，解决了用无烟煤为燃料的问题；在“公交5式”炉和“苏南”炉的基础上，研制出“实—7式”、“实8式”和“实7a式”平地用煤气发生炉；同时，将汽油发动机改为两种煤气机：一种是为提高充气率，将侧置气门改为顶置气门，重新设计了缸盖和燃烧室，提高了压缩比，调整了化油器的高度。另一种是利用结构比较简单的侧置气门，改进燃烧室提高压缩比，可获得较好的功率指标。这些成果对广大平原地区改装煤气车起了重要作用。1958年他又按国家科委部署，主持领导了以“解放”、“跃进”等车型改装煤气车的六种煤气炉，3种煤气机，煤气粗滤器、细滤器和电器系统的研制，又取得预期成果，并在中国推广使用。对解决中国石油匮乏起了重要作用。
主持领导了高原煤气车的探索试验
青藏公路通车后，1955年初中央领导接见在京科学工作者时，陈云副主席在餐桌上对他说：“拉萨的燃料、粮食、棉花和货物的价格很贵，矿产也无法运出。因此，要解决西藏的交通工具问题。”当时用液体燃料运输一是不经济；二是国家有困难。他根据国务院六办的指示结合青海煤多的特点，主持领导了高原煤气车的研究。当时中国还不能生产汽车，因此第一次是用苏联吉斯—150、匈牙利却贝尔D350、民主德国依发H3A、波兰星牌—20等四国汽车改装为煤气车，1956年2月由试车队开赴青藏公路试验，证明：煤气车在高原行驶是有可能的。经过多次试验，在高原选到合用的野羊无烟煤；第二次用两辆解放牌汽车改装为煤气车：将侧置气门式发动机改为顶置气门式煤气机；装“实7式”和“实－7a式”煤气发生炉（按青藏公路局要求，未装增压器），1957年再次开赴青藏公路试验，取得了一定经验。据认为在海拔3000米以下地区可以推广使用。
主持领导了液化石油气作汽车燃料的研究
1958年锦州石油六厂生产的液化石油气派不上用场，为了用它作汽车燃料，与该厂合作，他主持领导了这项试验。取得成功。并在辽宁省推广使用。
主持领导了天然气作汽车燃料的研究
四川盛产天然气，但当时不能做汽车燃料，而汽油要从外地调入。为使汽车燃料就地取材，他主持领导了这项研究。1957年与石油部合作，派人到四川巴县，用吉斯—156进行了燃天然气试验；1959年3月他在石油科学院来函上批示“代用燃料是当前发展内燃机的重要环节。天然气的综合利用以四川为核心。……在汽车上的应用我所要积极准备，……我所正在进行的压缩煤气研究完毕后，压缩天然气运用上的技术问题也解决了”。1961年他派工程师协助上海市公用局编写了研究大纲、设计了天然气压缩装瓶试验站，参加了天然气的中压装瓶、钢瓶爆破和海燕CK—730微型汽车燃天然气试验；1962年为继续此项试验，长春汽车研究所在四川自贡市设试验站，用二辆解放牌CA10H气瓶车经二年试验，终于取得成功，并在四川推广使用。
主持领导了压缩焦炉煤气作汽车燃料的研究
1959年8月到1960年3月他派人赴沪，在公共交通公司和内燃机研究所的合作下，试验用吴淞炼焦制气厂的煤气作公共汽车燃料，取得成功。不仅再次为上海解决了汽车代用燃料，也为各大中城市找到了代用燃料（沪1960年末公共汽车、货运汽车均用城市煤气，1961年4月恢复用汽油）。
主持了大庆原油、渣油作汽车燃料的研究
1964年大庆原油大量开采后，石油炼制工业没有跟上。按刘少奇主席的指示，他与东北石油化学研究所杨允植所长共同主持了这项研究，石化所供应原油、渣油，一机部汽车研究所作应用试验。他提供试验方案，经发动机台架和整车试验证明：柴油机燃用大庆原油、渣油是可行的，其动力性、经济性与燃用—35#柴油时差别极微。这一成果已在1965年10月中国科学院原油工作会议上、1966年1月中共东北局科委原油应用推广会议上推广使用。对解决柴油匮乏作出了贡献。
向国家提出关于制定中国燃料政策的建议
1959年5月国家科委召开可燃矿物综合利用会议，研究汽油匮乏的解决办法。他写了这篇长达二万字的建议，陈述了：“液体燃料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应厉行节约、保重点使用；对有燃料可用的地区，不供应液体燃料；同时积极试验各种代用燃料，使中国的燃料供应更为可靠。”并阐述了：“①发生炉煤气是可以广泛使用的代燃料；②发展柴油机；③液化石油气是很好的发动机燃料；④压缩天然气、压缩焦炉煤气（城市煤气）、沼气或天然气与上述气体的混合气作汽车燃料，能得到较好的运用指标；⑤乙炔作汽车燃料。他《建议》中的后几种构想虽然未实现，但建议本身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他的科研思想是根据国情，扬长避短，平战结合。他的科研成果不仅填补了国内空白，有的在世界上亦属独创。
（一）领导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汽车科研机构。1952年初，他奉调汽车工业筹备组，接任汽车实验室主任，他按照筹备组为实验室规定的任务，主要是为汽车工业培养和输送人才；为生产服务；创造条件开展试验研究；翻译图纸资料；做了大量的工作。当时，全室不少人对汽车工业不熟悉。他和同事们组织开设汽车构造、汽车试验、俄语、德语等课程，亲自组建图书室，培养了汽车工业建设急需人才。还为汽车局各厂新建的中央试验室培训一批生产上急需的技术员和技工。组织技术干部研究高等学校教学计划、指导清华大学、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学生毕业设计并参与部中专教学大纲审定，接待长春汽车制造学校学生实习；完成行业几百种产品性能试验和质量检验；派金属喷镀组为天津汽车制配厂修理机床、提高精度。在他的参与组织下，新建了发动机、油料、化学分析、金属材料等试验室，样车库、试制厂和宿舍，添置了试验设备，使汽车实验室成为当时国内发动机、材料试验的中心。
（二）组织国家急需项目的研究。在修筑青藏、康藏公路时，因高原缺氧，汽车功率降低。交通部1951年末要求提高汽车功率，汽车实验室接受任务后，采用增压恢复汽油机功率方案，组织了1#、2#、6#、8#增压器的设计、试制，与发动机配合，进行不同海拔高度的台架试验，证明：在海拔4500米时，吉斯—150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为33千瓦，增压后功率达51千瓦。1953年他组织研究了因高原缺氧使沸点降低、发动机的冷却问题，并完成两种增压器的试验，1954年组织将2#增压器装在格斯—51汽车上，在康藏公路上进行了第一次高原汽车增压试验。1956年3月为解决中国将生产的解放牌汽车对高原地区的适应性，用二辆吉斯150装6#增压器，一辆除化油器喷嘴作相应的变更外，不作任何改装，1957年在青藏公路全程进行了第二次高原汽车增压试验，证明：高原汽车装增压器是提高功率的有效办法。这在今天仍具有实际意义。1956年受北京市公用局委托，他组织技术干部完成“北京1型”无轨电车设计、试验。
（三）组织调查中国汽车、煤气车和拖拉机情况。1953年初他组织了调查，同时对苏联吉斯—150和格斯—51汽车及几种拖拉机（如：ДT54、ДT55等）组织了检测。为国家进行第一汽车制造厂、第一拖拉机制造厂产品选型决策提供了依据。在当时条件下，他为“解放牌”质量改进做了技术储备。
（四）积极支援第一汽车制造厂建设。1953年7月15日该厂开工兴建，缺技术干部，中央号召中国支援。他支持调出全室77%的技术干部共150余人支援。配合该厂建设，并组织翻译整理了苏联提供的大量图纸资料。
（五）根据汽车局指示组织测绘汽车配件图纸。抗美援朝和国家建设使公路运输成为重要环节，当时，由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民族汽车工业才刚刚起步，因而迫使国家不得不把注意力盯在国内保有的10万辆“万国牌”汽车上。为解决进口汽车配件匮乏，1954年一机部汽车工业管理局决定：安排华东若干小厂生产汽车配件。图纸归汽车实验室测绘，由局统一颁发。因此，他组织技术人员，废寝忘食，在较短时间内测绘各型汽车配件图纸2000余种（套），并制定了统一的公制技术标准。对配件质量起了保证作用。
（六）重视规划和标准化工作。1956年9月他出访归来后，出席中国科学院和汽车工业长远计划的会议。1957年9月他出席了科学规划委员会机械专业小组会议，10月他受派参加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科学技术代表团访问苏联，并参加了中苏科学会谈。1962年参与了国家科委10年科学发展规划和汽车工业10年规划的制订。1954年参与了《机械工业标准》的制订，1955年组织制订了《汽车行业标准系列化》，1957年11月在莫斯科、1962年8月在北京出席了社会主义国家标准会议。
（七）重视国际科技交流。根据技术合作协议，1955、1956年，他将自己设计的“公交5式”煤气发生炉全部图纸资料赠保加利亚和苏联。他邀请了国际著名汽车和内燃机专家、民主德国科学院院士杨德教授于1955年来华访问，并由他接待。回国后，杨德教授对中国同志说：“张德庆教授知识渊博，有很多见解值得我学习；他的多种外语水平很高，能为俄英德口语互译，使我很惊讶和敬佩”。1956年4月他率中国汽车工业考察团重点考察了匈牙利、民主德国和苏联的汽车科研机构，进一步建立了联系；四个多月的考察后他认为：中国科技工作者应与各国同行广泛接触和联系，交流研究课题和对获得的新产品进行研究，以提高中国汽车工业水平。1957年他同苏联汽车与发动机科学研究院签订了技术合作协议，1958年按协议，他与苏方拟订了《中苏共同进行热带汽车试验大纲》，并由中国在海南岛建立了汽车试验场，1959～1961年共试验了9辆苏联汽车。多年来，该场作为中国第一个汽车试验场，对改进质量起到了促进作用。
（八）重视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研究。1957年12月遵照一机部党组的决定，将汽车研究所由北京迁到长春，该所开始迈入成长时期。他根据国家需要安排科研课题，既注意基础理论研究，又注意应用技术研究。在他任所长期间，长春汽车研究所取得科研成果358项（其中为“一汽”服务，完成质量攻关课题128项），有188项填补了国内空白。
（九）重视产品开发和发展柴油机。为了促进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他根据汽车局的指示组织技术人员“出所下楼”深入工厂设计产品，与有关生产厂协作研制出36种车型和机型（仅柴油机就达6种之多），其中有33种被厂家采用生产。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他不遗余力地贡献了后半生的精力。
（十）重视人才培养。经常用言行教育引导青年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汽车事业。他关心青年技术进步，无微不至。谁向他讨教，不管他多忙也一定抽空接待，并尽量给予圆满答复。他藏书万卷，谁向他借阅，无不满足要求。还亲自为技术干部讲外语课。
学识渊博，在兵工、电器和石油炼制等方面均有较深的造诣。他一生中勤奋好学，会7种外语，仍感到跟不上需要，为了看懂日文资料，73岁高龄时坚持学日语，经过一年的努力，已能看懂日文资料。
他学风严谨。对技术干部要求严，特别是对科级和老工程师更严。他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总是热心帮助职工解决问题和困难。他严于律己。生活俭朴，不嗜烟酒，家中摆设简陋。在北京时他拒收公家发的沙发床。他兼职很多，生活上从不要求特殊待遇。任学部委员21年不收报酬。他和家属从不用公车办私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