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自主性的结构要素是国家的行动和能力的体现，即国家能力。国家能力主要包括汲取能力、控制能力、合法化能力、创新能力。它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个层次。 国家的汲取能力体现在人和物两个方面，即对财政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汲取能力。
财政资源是一个国家生存发展的基础，任何一个国家要维持正常的政治体系的运转，必须有充足的财政资源。熊彼特就认为“公共财政是考察社会的最好的起点，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水平、社会结构，其政策所导向的行为——所有这些及其他内容都明白的写在它的财政史上。”恩格斯也认为“随着文明时代的向前发展，甚至捐税都不够；国家发行了期票，借债，即发行公债”。国家对财政的汲取能力不仅包括财政资源的增加，还要包括对现有财政资源的分配。
人力资源的的汲取主要表现在对公务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以及进行有效的管理，尤其是在全球人力资源流动加快的背景下，它的能力大小直接关系到国家自主性真正能否实现，以及国家体系的可持续发展。 国家的控制能力包括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
国家的政治控制能力以国家的监狱、法庭、军队等暴力基础为基础，以法律和政策为辅助手段，实现国家内外的秩序的稳定。有学者将国家的暴力进行了概括：“一是战争组织能力可否消除国外威胁，二是国家能力可否消除国内威胁，三是防止能力可否消除组织内部威胁。”随着现代政治的演进，在国家的控制能力中，赤裸裸的暴力控制形式越来越少见，更多是以法律、规范、政策的形式出现的，这也表明国家的政治控制能力的形式也越来越来精巧。
国家的经济控制能力主要体现在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上，通过对产权的界定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为社会提供更好的诸如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公共基础设施、国防等公共产品的目的。实现国家的经济控制能力最关键的是合理确定公共权力对经济领域的边界，以实现有限性和有效性的统一。 国家的创新能力包括制度和技术创新能力。
制度创新能力指国家面对社会内部或外部挑战时，所进行的制度改革和创造的能力。制度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和约束。技术创新能力是指国家根据人类科技的新趋势和可持续发展需要，在技术领域进行的改革和创造能力。在人类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每一次实现大的进步和跨越，无不是制度和技术创新的结果。相比较而言，制度创新能力比技术创新能力更具有根本意义，技术创新的产生和转化都与制度创新密切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