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和微观经济实践都出现了一些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如何认识这种阶段性特征，已成为经济工作中不容忽视的问题。下面一组相对或相关的概念需要我们根据十七大的最新精神和国内外形势的最新动态，结合经济工作的具体实践，进行深层次分析判断，尽量廓清概念的外延边界，理清其内在逻辑关系，为做好经济工作提供决策依据。
一、“又快又好”与“又好又快”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国民经济总体上必须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又好又快要求以“好”为前提，好中求快、优中求进，更加强调经济结构的优化，质量效益的提高，能源资源的有效利用，生态环境的切实改善，把握发展的步伐和节奏，使较快的经济增长期能够尽量延续下去。但我们强调“好”，不是不要发展，或是人为地压缩规模、放慢速度，较快增长本身就是较好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必要条件。
“又好又快”对率先发展的东部发达地区更具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性。这些地区经济发展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增长，人均GDP已进入世界上中等国家的门槛，但经济结构调整滞后，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不协调，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压力急剧增大。因此，发展上更要突出结构的“好”、品质的“好”、效益的“好”、生态的“好”。对于尚处于发展起步阶段的中西部地区以及包括江苏苏北在内的东部欠发达地区，工业化的加速只有3到4年，如果把“好”强调到不适当的地步，忽视地区发展的差异性，不仅没有追求好的基础，而且刚刚出现的发展势头有可能被挡住，外资、民资大量涌入的状况很可能会逆转，中央提出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基本完成工业化的任务也可能要落空。因此，对这些地区在“好”与“快”问题上，要注意防止从上到下要求上一般粗，政策上一刀切，而应当实行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差异化政策，在保证质量效益、降低资源消耗、保持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允许这些地方实事求是地采取跨越发展战略，既要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又要避免发达地区走过的弯路，国家要采取相应激励措施，引导国际产业资本尤其是先进制造业向这些地区转移集聚。
二、增长方式与发展方式
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看上去仅仅是两个字的简单替换，实质上却是经济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一次战略性转变。
建国后，我们以高资本积累、高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换取了高速增长，这种追赶型增长方式历史上曾经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使我国GDP去年超过了英国，居世界第四；今年二季度商品出口额超过了美国，居世界第二。“中国制造”的商品遍及世界各地，8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但由此带来的资源环境过度消耗让我们不堪重负，甚至可能酿成生态灾难。据有关资料，我国的自然资源消耗占国民总收入比例是日本、法国和韩国的100倍，是德国、意大利和瑞典的30倍；工业废物密度是德国的20倍，是意大利、韩国、英国和日本的10多倍；城市空气污染程度是法国、加拿大和瑞典的7倍多，是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4倍多。尽管这些数据尚未剔除不可比因素，但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让人触目惊心的事实，表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防止生态危机已迫在眉睫，根本办法就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我们更加注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加注重技术进步贡献率和全员劳动生产率，更加注重经济结构优化和运行质量提升，更加注重资源的节约集约和环境的保护建设，更加注重即期效益与长远利益的得失权衡。
三、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
经过长期演化的比较优势学说，曾是西方自由贸易理论的核心，也是设立WTO体制框架的理论基础，认为各国按照各自的比较成本，确定比较优势进而可以获取比较利益。随着新技术革命的推动和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支撑比较优势学说的基本前提发生了很大变化，取而代之的是竞争优势理论，认为国家兴衰取决于能否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关键在于一国主导产业的技术优势和企业充分的创新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发展中的最大经济体，我国采用了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充分利用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价格较低的资源禀赋，针对当时资本要素最为稀缺的特点，坚决实行对外开放，全力开展招商引资。比较优势战略的实施让我国在原始积累、增加就业和提高劳动力素质等方面得到了一些比较利益，同时也固化了民族工业低水平的产业结构，造成了对发达国家某种程度的路径依赖。这就需要我们随着资源禀赋结构的变化，相应调整优化产业结构，防止掉入“比较利益陷阱”。
鉴于目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复杂性，比较优势理论运用于一个主权国家内部各区域显得更为适合。与中西部地区相比，近年来东部地区商务成本特别是劳动力成本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在制造业低端环节，东部低成本的比较优势明显弱化，但在吸引中高端环节和现代服务业上，还是存在着比较优势。因此东部地区在引资方向、开放策略上要作适当调整，更加注重发展高效益、高技术、低消耗、低污染的高端制造业，更多地吸引现代服务业，升级或重置本地区的生产力。
面对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反倾销调查和技术性贸易壁垒，我们的低成本比较优势正在被大幅消解，率先发展的东部沿海地区，应当顺势而为，积极探索并尽早实施竞争优势战略，依靠人才资源和科技创新，形成长期的竞争优势，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从资源依赖向科技依托、从投资拉动向创新驱动的跃迁。
四、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
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是一国最为宝贵的发展基础，比较而言后者更为重要。从二战后的德国、日本、韩国等国成功崛起的经验看，它们靠的不是丰沛的自然资源，而是人力资源引领科技进步等核心要素。
中国地大物博只是一个总量的概念，从人均占有量看实际上是个自然资源贫国。从国际竞争的角度看，我们在自然资源方面一直处于相对劣势。但应当看到，我们的最大优势，也是最大资源就是13.2亿中国人。过去，人口多是个“包袱”，原因在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低下，劳动者大多是刚从传统农业走出来的农民，文盲居多、观念陈旧、知识有限、技能不高，导致人力资源呈现出一种结构性的短缺状况。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我们发展上的最大收益是人口红利。通过控制人口总量、提高人口素质，我们的人力资本得到了空前的增加，人力资源优势是我国近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在这一点上，东部发达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我国经济社会要成功转型，能够倚重的主要是人力资本。因此，要更加重视教育、科技的优先发展，加大科教事业投入，造就一批适应现代大工业发展的领军人才和劳动大军。
五、内需市场与国际市场
内需始终是大国经济的主要发动机，均衡国际贸易和收支是大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而我国目前的问题恰恰是国内投资过多趋热，即期消费过缓不振，国际贸易过量出超。
从国际看，美、日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其外贸依存度多年保持在20%左右。中国GDP紧随其后今年可排名世界第三，但外贸依存度高达60%以上，出口总额已位居世界第二。这些数据看似风光，但我们是赚了数字不赚钱，且代人受过。随着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重新抬头，许多国家绕过世贸规则，以质量安全、绿色门槛、劳工标准、技术壁垒、不当竞争等借口抵制甚至贬低中国货，严重压缩了我国出口的增长空间。所幸的是，经过开放的历练和自主的创新，目前东部发达地区一批本土企业在资本、技术、人才和管理等方面，具备了“走出去”的条件，完全可以“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样既可以进入全球化产业分工体系，与国际跨国公司在合作竞争中提高自己，又可以就近利用国际资源、目标市场和环境空间，进而增加我们的GNP，还可以消化过剩的生产能力、过多的外汇储备，减轻资源环境与基础货币压力。
从国内看，目前我国投资率偏高、消费率较低，去年居民消费率降到历史上的最低点36%。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使居民生活不能随着经济增长而同步提高，导致国内市场受限，产能相对过剩。跨国公司瞄准我国人口庞大的生活消费需求和“世界工厂”的生产采购需求，把竞争的前沿阵地放在了中国。但是，对这么一个潜力十分巨大的内需市场，我们还没有看得透，更没有利用好。两眼仍然盯住国外已日趋饱和的市场空间。因此，把对外开放的基点转到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深度开拓国内市场的基础上，是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重要途径。
回顾过去，可以说我们在利用外资的同时外资也利用了我们的市场和环境空间，在向国外提供大量价廉物美商品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国际贸易争端，在引进外资的同时也引进了初级加工业的弊端，在获得少量技术管理外溢效益的同时也丢失大块的国内市场和减弱了自主创新的内在冲动。要扭转这种被动局面，使经济朝着又好又快的方向发展，必须在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调整我们的策略：一是调整开放策略，把引进来与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二是调整经营策略，把占领国际市场与开拓国内市场更好结合起来；三是调整聚财策略，把增加GDP与追求GNP更好结合起来。
六、产业集聚与工业集中
根据产业经济理论，产业集聚、企业集群可以强化专业分工，降低交易成本，放大协同效应，获得竞争优势。因此，伴随市场化、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产业集聚、企业集群迅猛发展，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并以产业集聚区的形式表现出来。
苏南从建设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经验中得到启发，率先探索建设工业集中区的办法，本区域内几乎所有新上项目和技术改造的工厂，逐步往工业园区搬迁。比较而言，这种发展方式比起星罗棋布、遍地开花的乡镇企业发展模式，的确前进了一大步。但仔细分析大部分工业集中区，其内在结构又好像是放大了的乡镇企业发展模式。许多区内企业之间产业关联性和技术关联度不大，缺乏明确的专业分工和个性特色，产业结构严重趋同，难以形成推动企业有效互动和相互循环的共生机制，多门类工业企业集中排污，不仅不能相互利用，形成生态链条，而且重金属和有毒有害污染物根本无法有效处理，环境的损害险象环生，这就迫切需要对工业园区的内部结构实行功能性分工再造。
对产业集中区进行科学规划和功能建设，是新一轮区域竞争的重点。必须超前进行产业规划，推动垂直与水平分工结合，着力规划构建特色产业基地，实现主导产业优势明显、制造业与服务业配套的集聚发展。如南京软件城、苏州电子城、无锡太湖服务业集中区、常州先进装备制造业城、泰州医药城、南通造船城、盐城汽车城等都有望成为千亿元级甚至万亿元级的特色产业集聚区。这里制造业与服务业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支撑，形成规模巨大的特色产业基地，不仅能够增强区域竞争力，而且可能孕育一批龙头型企业和基地型区块，开辟出生产发展、生态文明的发展新格局。
七、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正确处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中央领导近来又对规范发展虚拟经济提出了明确要求，这些都为发展虚拟经济正了名，定了位。
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与经济发展的历程都是重实体经济、轻虚拟经济。现在，招商引资也好，自身投资也罢，都是把工业特别是制造业作为生存发展的主攻方向。工业实体经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经济起飞阶段无疑是需要的，也确实让我们从中得到了实惠，大幅度缩减了中国制造业与国际水平的差距。但用世界眼光看，在实体经济的代表产业——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上，目前美国只有12%左右，而包括虚拟经济在内的服务业占到80%以上；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占GDP近60%左右，而中国服务业不到40%，因此，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自从互联网诞生、网络经济出现后，发达国家主体经济就开始向以金融资本和网络经济为代表的虚拟经济急速转变。它们的主要利润来源不再靠产业资本，而是靠金融资本；不是靠实体经济，而是靠虚拟经济。据一些学者估计，目前西方发达国家80%的利润来自于虚拟经济。西方发达国家掠夺其他国家财富的主要手段已不再是坚船利炮，而是网络、金融等虚拟经济。它们输出的热钱进入后发国家的股市、房市，导致了“亚洲金融风暴”和拉美跌入“十年陷阱”。即使像日本这样的经济大国，由于日元被逼快速升值从而导致经济十多年缓不过劲来，这个教训对中国很有借鉴意义。不论是政府、企业，还是城乡居民，在投资理财上都应当转变观念，重新审视虚拟经济，正确看待虚拟经济，善于学习虚拟经济，熟悉掌握虚拟经济，积极利用虚拟经济。主动防范和规避经济泡沫和金融风险，积极化解因为虚拟经济带来的不稳定因素。
八、收益分配与公共服务
各国在经济快速发展期，几乎都出现过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的现象，这也是经济效率提高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之初，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大家的收入逐渐拉开档次，近年来有加速扩大趋势。但实现共同富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的大目标。建设和谐社会，核心是要实现利益关系特别是收益分配关系的和谐，这既是经济问题，涉及收入分配和富裕百姓、扩大内需，也是政治问题，关乎公平正义。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政府要尽快从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工作重点转向为老百姓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上。当然，收入差距与分配不公不能画等号，前者是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后者则是由于市场规则被破坏的产物。人们也许能接受一定范围内的收入差距现实，但却不能接受因分配不公导致的利益不均。所以，必须建立利益平衡机制，完善收入分配政策，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一是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做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结合，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二是要建立并完善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妥善解决地区收入差距。财政应当按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方向，多投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三是要彻底清除市场准入壁垒，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不允许借行业垄断地位获得超额收入，要靠财税杠杆逐步缩小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四是建立农民利益保障机制和体系，逐步还清农村多年的欠账，尤其不能发生欠农民土地增值的新账，要从政策法规上加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力度，逐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和公共服务上的差距。五是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逐步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参考资料：http://www.people.com.cn/GB/43063/107687/107784/107999/674415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