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奠基人。新文化运动是由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李大钊等一些受过西方教育（当时称为新式教育）的人发起的一次“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
1915年，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刊载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这次运动沉重打击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传统礼教，启发了人们的民主觉悟，推动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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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月，蔡元培正式到任北大校长。以此为起点，北大改制，陈独秀受邀北上任文科学长，《新青年》移至北大办刊，吸引鲁迅、钱玄同、刘半农加入编辑部，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并回国任教等一系列对新文化运动来说至关重要的事件都在这一年发生。
其时，中国的文教制度正在经历从“学堂”到“大学”的艰难转型。蔡元培力挽狂澜，改变京师大学堂遗留的官僚作风，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不拘一格吸纳人才。一时间，各种锐意革新的青年人才汇聚北大。
在这个试图自外于政治的学术阵地，围绕新思想和白话文运动，展开了中国近代文化最活跃的争论、变革和复兴局面。继20世纪之交的“戊戌变法”至“五四”，中国的文化范式和话语发生了巨大转型，是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这“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新文化运动并非现代化的肇始。自甲午战败，主导传统秩序的儒家士大夫就开始激烈地改变中国的文化和政治。早在洋务运动时期，张之洞、曾国藩等士大夫就已经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晚清的激进思想也初露端倪，出现了严复，谭嗣同，梁启超这样批评传统伦理道德观的知识分子；作为文教政教主体的士大夫阶层，也在政府和社会中，努力推动变革，兴办学堂，派遣留学生，推动立宪运动，变革不可谓不广泛深刻。
到袁世凯1914年复辟，文化保守主义氛围复又渐浓，这一“变局”遭遇了一次严重挫折。但在新文化运动到来之前，支撑着传统价值体系的社会和政治体系已经崩塌：1905年，科举考试被废除；1911年，君主制崩溃；1912年，时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宣布经学不再是必修课程；同年，大清律例被废除。
到了1917年，代议制与独裁制度在中国都显现了内在缺陷，整个社会的变革潮流越来越趋于激进。袁世凯死后，民国政治进入封建军阀与传统士绅脆弱的政治联盟。“虽曾有过议会，但没有成立议会政治；虽曾有过内阁，但没有构成内阁制”，只是个“没有共和党人的共和国”。学习了西方技术，采用了西方制度，却仍未成为现代社会。
1916年，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一九一六年》。他写道：“吾国年来政象，惟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吾国之维新也，复古也，共和也，帝政也，皆政府党与在野党之所主张抗斗，而国民若观对岸之火，
熟视而无所容心；其结果也，不过党派之胜负，于国民根本之进步，必无与焉”。新文化运动的关注点，也从上层政治开始转移向底层国民，致力于改变国民的思想。
1917年参与新文化运动的新知识分子，与传统“士大夫”明显有别。他们反政治的态度非常明确，反对所有对政治的倚赖，回避所有现实政治的牵绊。甲午之后，很多年轻的知识分子放弃走仕途的科举考试，成为自由流动的资源。
这个群体从“中华帝国”的上升阶梯分离出来，失去了官方职位，也不再受官方意识形态的制约。这也是学术独立和“为学术而学术”的社会情势。
某种意义上，1917可视为现代中国形成过程中的文化节点。相比于两年前1915年《新青年》的创刊，两年后即1919年五四运动所赋予新文化运动的更多的政治意义，
1917至1918这一年，对于新文化运动具有文化意义上更实质的推动，成为实际上的中国现代教育和现代文化思想的发端，开始了“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理论构建与具体实践。
1917这一年涌现出的文化人物，从本土饱学之士，到留学归来者，思想活跃，交相辉映。蔡元培、胡适、陈独秀、傅斯年、章士钊、钱玄同、刘半农、鲁迅、李大钊、蒋梦麟……这些名字照亮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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