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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忽忽~因为我要写历史研究性报告！以下的4个问题好难找到正确的答案~所以通过网络拜托大家了！所谓人多力量大类~哈哈~
回答好的话~我会提高悬赏！！！！

1.什么是西方人文主义？
2.西方人文主义的起源？
3.西方人文主义与中国儒学有哪些对比？
4.西方人文主义对西方产生怎样的影响？

Answer 1

人文主义（humanism） ：
人文主义并没有统一的定义，因为许多不同的人称自己或被称为人文主义者，而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对人的观念可能很不相同。有些人文主义观念互相之间非常矛盾。在自由民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和新教或天主教的思想学派中都有人文主义的派别。甚至古罗马的时候就已经有今天可以被称为人文主义的思想流式。那时的人文主义当然与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非常不一样。约翰·沃尔夫冈·歌德和弗里德里希·席勒的人文主义往往被称为历史主义，而威廉·冯·洪堡的人文主义则与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完全不同。文艺复兴时期哲学被看作是思想的根本，而在洪堡的时期科学被看作思想的根本。
人文主义是一种哲学理论和一种世界观。人文主义以人，尤其是个人的兴趣、价值观和尊严作为出发点。对人文主义来说，人与人之间的容忍、无暴力和思想自由是人与人之间相处最重要的原则。
现代的人文主义开始于启蒙运动，在启蒙运动中人文主义被看做是不依靠宗教来回答道德问题的答案。在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中，超自然的解释一般被忽略，人们将这种人文主义也称为“世俗人文主义”。

西方人文主义的起源：
西方人文主义的起源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经历了一个历史性的过程。十五世纪末，意大利的学生使用了“umamista”一词，英文即Humanist，是学生称呼古典语言和文学的老师的，其科目再文艺复兴时期的名称是studia humanistatis(人文学研究)，我们译为“人文学”（the humanities）。1808年，德国教育家F.J.尼特哈麦在一次关于古代经典在中等教育中的地位的辩论中，最初用德文humanismus杜撰的，后来由乔治·弗伊格特于1859年出版的一部著作《古代经典的复活》中用于文艺复兴，又名《人文主义的第一个世纪》。他和伯克哈特等19世纪历史学家，开始把人文主义一词用于他们认为与古典学问的复活有关的新态度和新信念上，他们把这种新态度和新信念称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
这时期人文主义的特点就是：观点多样，各不相同，这也就是古代世界的特点；否定权威，把人性与神的意志结合起来，不否定人性，同时也赞成神赋人性。
代表人物：彼特拉克，蒙田。

西方人文主义与中国儒学有哪些对比：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君主专政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两大主体内容。
1．儒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1）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主张“礼”，维护周礼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化。
�（2）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
�（3）西汉的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其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他的思想集中于《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
�（4）魏晋之际出现的玄学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的易经，这是为士族辩护的一种消极思想。《周易》、《老子》、《庄子》称之为“三玄”。玄学主张君主无为、门阀专政，主要活动在洛阳。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贤。
�（5）唐朝中期的儒学大师韩愈，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用儒家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道的观点。
�（6）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是宋代主要的哲学思想。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后人称之为程朱理学。其核心内容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实际上是为封建等级秩序辩护。
�（7）明中叶的王阳明反对朱熹把心与理视为两种事物的观点，创立与朱熹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心学。理学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演变，说明它已经走到极端。
�2．进步的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
�（1）元朝的邓牧：自称“三教外人”，著书大胆否定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其非君思想，对明清进步思想家有一定影响。
�（2）明朝：李贽是明后期“异端”进步思想家，他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揭露道学的虚伪，反对歧视妇女和压抑商人。他是我国反封建的思想先驱，他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带有民主性色彩。
�（3）清初：①黄宗羲：在明亡后，隐居著述，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他的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晚清民主思潮的兴起也有一定的影响。②顾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他提倡“实学”的目的在于批判理学，反对君主专制政治，顾炎武的学风对清代学者影响很大。③王夫之是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认为“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观点，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给予批判，他还提出“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否定理学家主静的形而上学思想。他用发展观点来看待历史，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趋时更新”。王夫之的思想闪烁着革新的光芒。
同步导学

�中国古代对治国思想的选择：史学界认为：自汉武帝至清末，中国统治阶级选择的治国模式是外儒内法而剂之以道。即以儒家文饰政治，以法家支持政治，以道家调剂政治。这种治国模式的形成，在秦汉以前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选择和探索的过程。
�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生活原始粗放，民风淳朴，没有私有观念，人人平等相亲，过着一种美好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在氏族公社和部落联盟事务的管理上享有充分的民主，主要靠部落联盟首领的智慧和美德来教化民众，治理国家的思想处于萌芽状态。在奴隶社会随王位世袭制取代“禅让制”，产生了阶级和国家，统治者一方面制定了宗法等级制度以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一方面以武力作为统治的后盾。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时期，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奴隶主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西汉建立之初，由于长期战乱，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以致人口锐减，农民流亡，经济凋弊，府库空虚。鉴于这种形势与秦之败亡，汉初统治者便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治，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生产力，以巩固统治。一方面对人民采取“轻徭薄赋”、“奖励耕织”以及缓刑等政策，以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安定民心；另一方面在当时郡国并行的制度下，对地方诸侯王采取不过多干涉的政策，以巩固封建统治。与这种形势相适应，黄老思想也就得到广泛流行，成为西汉前期起主导地位的治国思想。其核心是清静无为，因循而治。实践证明，完全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起到了促进生产恢复与发展的作用，并出现了著名的封建盛世“文景之治”。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对中国古代政治有一定的影响。每当大的政治动乱之后，统治阶级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往往采用道家治国之策，与民休息，以蓄国力，以安民心，以固社稷根基。除汉初以外，唐、宋初年也有相似的做法。
�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风骚，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先秦儒学的内容体系充满着浓重的、温柔淳朴的伦理亲情色彩，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周礼”所代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孟子的“仁政”说，虽已转到新兴地主势力的立场上，但其“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法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认识：西汉前期，封建统治者迫于经济凋弊、民心思治的社会形势，以退为进，奉行黄老之学为统治思想，试图达到无为而治。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到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有为政治，统治思想也必然面临新的抉择。
�汉兴以来，除黄老之学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较活跃并有所发展，景武之际的董仲舒便是西汉儒学的代表人物。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以贤良对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统治，也应遵循“大一统”的“常经通谊”，而“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从理论上阐明尊崇儒学的思想统治原则，受到汉武帝赏识。随后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从而确立了儒学的统治思想地位。
�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设置儒学五经博士，同时罢免其他诸子博士，把儒学以外的百家之学排斥出官学，史称“抑黜百家，表彰六经”。元朔五年（前124年），武帝下诏批董仲舒、公孙弘建议，在长安兴办太学，用儒家经书教育青年子弟，从此儒学成为官办学校的主体内容。武帝改造选官制度，规定博士弟子成绩优异者可任为郎官，吏有通一艺者可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还打破常规起用布衣儒生公孙弘为丞相。这样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与儒学密切结合起来，西汉皇帝诏令和廷议中多称引儒家理论，司法过程中以《春秋》义例决狱。武帝时遵循儒家思想，举行封禅、改正朔、修郊祀、定历数等重大礼制活动，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历史传统。
�需要理解的是武帝这一政策与秦代有很大不同，官学独尊后其它思想学派并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学本身也广泛吸收了法家、阴阳家等各家学说，统一的思想带有一定的综合倾向，因而获得了成功。儒家兴学，把教育、考试与选官结合起来，是武帝的创造，在客观上促成了重视知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尚，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各方面，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范式。但从本质上看，这仍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政策。汉武帝运用皇权干预思想学术，抑制了民族思想的自由发展，禁锢了思想界的探索精神，违悖了思想统一于真理的规律，有明显的消极作用。
�如何正确对待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一是国粹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对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国落后的一切根源归之于文化传统，主张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但是如何进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呢?我们认为：（1）对哪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例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2）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3）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

西方人文主义对西方产生怎样的影响：
人文主义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它对西方教育产生了持久和深远的影响,使西方教育无论在教育理念、教育目的、教育内容和形式等方面都深深地打上了人文主义的烙印.人文主义思想对西方教育的影响可以为我国如何加强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把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提供很好的借鉴.

Answer 2

什么是西方人文主义
西方人文主义的三种不同的形式，即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现代人本主义的人文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人文主义。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作为现代形态的人文主义运动的发端，同其它形式的人文主义一样，有其诸多的关于人文主义传统的共性的东西。其一，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所强调的“人”是理想化的“完整的人”、“完全的人”或“完美的人”。其二，与追求“完整的人”、“完全的人”或“完美的人”这种目标相应，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对“人的经验”的强调，也是“完整的”、“完全的”或“完美的”。其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的主流不仅没有表现为感性（非理性）与理性、人文艺术与科学的对抗，相反，它包容着很强的理性精神和科学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感性和理性、人文与科学的融合，以致文艺复兴不仅仅表现为文艺的复兴，而且也表现为科学的复兴；不仅仅是艺术家的时代，而且也是科学家的时代。 综上所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所强调的“人”，是理想化的“完整的人”、“完全的人”或“完美的人”，所强调的“人的经验”，也是人的“完整的”、“完全的”或“完美的”经验，因此，在它那里，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理性与感性（非理性）、科学与人文（艺术）的融合，于是，就有了关于“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有了科学的复兴和文艺的复兴。

作为整个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一部分，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人文主义，也同其它形式的人文主义一样，有其诸多的关于人文主义传统的共性的东西。 其一，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截然不同，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人文主义所强调的“人”，似乎不再是“完整的人”、“完全的人”或“完美的人”，而是只关注“生存意志”、“情绪体验”、“生命之流”或“本能冲动”的“非理性的人”。其二，与关注“生存意志”、“情绪体验”、“生命之流”或“本能冲动”的“非理性的人”这种目标相应，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人文主义对“人的经验”的关注也往往局限于非理性的经验，尤其是特别注重艺术经验，并用非理性的和艺术的经验来对抗理性的和科学的经验。其三，在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人文主义那里，更多地表现为感性（非理性）与理性、艺术（人文）与科学及其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尖锐对立，于是，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之间的鸿沟被大大加深了。总的说来，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人文主义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已大为不同。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那里，强调的是“完整的人”、“完全的人”或“完美的人”，于是，感性（非理性）与理性都是“人性”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与科学都是人的重要经验，都是人的全面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因而不仅不是相互对立的，而且是相互弥补和相互促进的。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非常特殊形式的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发展的后果是，它似乎违背了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初衷，即“集焦点于人，以人的经验作为人对自己，对上帝，对自然了解的出发点。”因为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人被消解了”。其一，后现代主义的人文主义，不仅不再关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意义上的“完整的人”、“完全的人”或“完美的人”，也不再关注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意义上的“非理性的人”，而是将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所强调的“非理性”进一步推向极端，于是，西方人文主义传统所关注的“人”及其“人性”被消解了。其二，与关注“疯癫”与“精神分裂者”等“边缘化”的非理性的人相关，后现代主义的人文主义所关注的“人的经验”，也往往是与“疯癫”或“精神分裂”状态相类似的非理性的经验，尤其是特别关注后现代的文学艺术和人文学科的经验。其三，在后现代主义的人文主义那里，科学与人文的关系似乎表现为两种相反的倾向：一方面，表现为科学与人文相互分离和对立的状况在进一步加剧；另一方面，在两种文化之间似乎又出现了某种微妙的整合趋势。总之，从尼采、海德格尔、加达默尔和弗洛伊德到福柯、德里达、德勒兹和加达里，从尼采的意志主义到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与“系谱学”，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和加达默尔的解释学到德里达的文本主义，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到德勒兹和加达里的精神分裂分析，一句话，从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科学与人文之间的距离和鸿沟似乎在不断地扩大和加深，因为，“知识考古学”、“系谱学”、“文本主义”和“精神分裂”学说，从根本上来说是反科学的，而且它们是站在极端的人文主义立场上来反科学的。

总的说来，关于两种文化的融合问题并非是后现代主义的主题。后现代主义真正的主题是，对包括科学与人文在内的整个现代主义文化的解构。因此其思想深层不仅是反科学的，而且也是反人文的。后现代主义的既反科学又反人文的特征，从表面上看，似乎缓解了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尖锐对立，但从深层看，后现代主义只不过是把现代科学与现代人文之间的尖锐对立，变成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化之间的尖锐对立。在那里，不仅科学与人文的尖锐对立依然存在着（主要表现为现代科学与后现代人文文化的尖锐对立），而且还增添了一种新的对立，即现代人文文化与后现代人文文化的尖锐对立。

西方人文主义的起源？

希腊神话在希腊原始社会时期就已产生，它反映了人们对自然的崇拜和征服自然的愿望。这些神话长期口头流传，内容不断充实丰富，形成一整套神话故事。众神各有分工，宙斯是最高天神，海神、冥神、农神都是他的兄弟姊妹，太阳神、智慧女神、爱情女神、文艺女神、命运女神、战神、火神、酒神都是他的子女；各地还有自己的神。这些神都具有人的形象和思想感情，许多神话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英雄传说以智勇双全的英雄人物为中心，他们往往是神和人所生的后代，为了造福人类，见义勇为，敢于同恶势力搏斗。希腊神话为希腊文学艺术提供了丰富的题材，也是欧洲文艺创作的重要源泉。
雅典位于希腊中部的阿提卡半岛，是古代希腊最重要的城邦之一。在迈锡尼文明时代，雅典就有人居住，这里原来是古代伊奥尼亚人的故乡，公元前12世纪时，多利安人侵入这里。公元前700年左右，阿提卡形成了以雅典城为中心的奴隶制国家。公元前8世纪，王权衰落，氏族贵族开始执掌政权。公元前7世纪时，雅典的执政官有9名，分别执掌国家最高行政、军事、司法和宗教事务。当权的贵族非常富有，欺压、剥削贫穷的平民，平民非常不满，经过多年的斗争，公元前594年，贵族和平民双方选出的仲裁人梭伦推行改革，废除了债务奴役，提高了公民大会的权力，调整了公民集体内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础。此后，又经过了多次改革，氏族贵族的势力不断被削弱，改善了作为公民主体的小农的经济地位，促进了雅典经济、文化的发展，雅典民主政治逐渐发展起来。公元前5世纪上半叶，波斯侵略希腊，雅典和希腊其他城邦一道英勇抗击波斯侵略，经过几十年的坚决斗争，打败了波斯侵略军。雅典也成为希腊各城邦的首领。公元前5世纪中叶，伯利克里进行了改革，剥夺了贵族议会的权力，把权力移交给公民大会、民众法庭和五百人议事会，促进民主政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此后，雅典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各方面都发展到极盛，成为左右希腊世界局势的霸主和主要文化中心。公元前431年，雅典及其同盟者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一些城邦发生了战争，雅典战败，屈从于斯巴达。公元前4世纪上半期，雅典的势力一度恢复，国内政局比较稳定，经济和文化都有发展。公元前323—前322年，雅典与新兴的马其顿爆发战争，雅典战败，成为马其顿的属国。罗马兴起后，雅典于公元前2世纪中期并入罗马的版图。雅典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化，对希腊城邦和罗马以及后世的西欧世界都有着重要影响。

西方人文主义与中国儒学有哪些对比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先哲们如老子、孔子等对人的道德提出了许多主张。如大公无私、敬业奉献、诚实守信、以德报怨、慈善俭朴等等。孔子说：“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子罕》）《中庸》：“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孔子把“智”（智慧）、“仁”（仁德）、“勇”（勇敢）这三种品质称为“君子道者三”，认为是一个品行高尚的君子必须具备的三种美德。苏格拉底说过：“美德即智慧”。两者都看到人的美德与智慧之间的内在联系，强调教化人民，改善人的灵魂。中西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处。但由于二者所处的环境上的差异，二者的取向也存在着差异：苏格拉底寄期望于具有自觉道德人格和丰富知识技能的新人群的产生，由他们来改正现实秩序的不合理性，实际就是要建立一种平民政治。而孔子则主张“学而优则仕”，将道德作为万能的政治手段，寄期望通过对人心的道德改造，恢复逝去的周朝时统治和生活秩序。即必然导致贵族政治的生成。这种差异一定意义上预示着中西文化在未来发展中的分道扬镳。

西方人文主义对西方产生怎样的影响

人道主义原来本是人文主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新内涵，也就是为了强调人文主义这个新含义时所采用的译法，凡是了解人文主义的发展的人是不难理解的。但是人道主义一词一经在汉语中确立，它就具有了独立存在的涵义。有人不仅把它同人文主义视为两种不同的概念，甚至把它们对立起来，认为主文主义不过是是狭义的人道主义，完全颠倒了两者的关系。就是由于对人文主义一词的含义没有一致理解，说得不客气一些，甚至连概念也没有弄清楚，以致在有关的讨论中，匆忙披挂上阵，进行论战起来。结果是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混战一场不了了之，问题仍没有解决，倒把观战的读者弄得益发糊涂了。

人文主义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它对西方教育产生了持久和深远的影响,使西方教育无论在教育理念、教育目的、教育内容和形式等方面都深深地打上了人文主义的烙印.人文主义思想对西方教育的影响可以为我国如何加强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把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提供很好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