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庭：希冀的美好与现实的无奈
教育之于家庭，是一个家的希望与寄托。在家长们眼里，似乎只要孩子成绩好，教育就算是成功的，孩子的未来即便不能锦衣玉食，也至少会衣食无忧。
家庭之于教育，是教育行为最初的发起者。不管是家庭教育本身而言，还是去报读学校，或者参加各种兴趣班，家长们在可选范围之内，有着最终的决策权。
然而，在教育这件事上，家长们尽管都十分重视，但给到他们的可选范围却几乎没有，就算家长们有正确的教育理念，也很难在现实中得以实践。孟母三迁的故事古来有之，但在户籍限制、房价高企的当下，想要迁徙，谈何容易啊？
很多时候，家所在的地方，已经决定了孩子可能接受到的教育。尤其是对于广大农民家庭和普通工薪阶层而言，能不能升学以及能够升到怎样的学校，完全取决于孩子自己。
一方面是家长对教育寄予的厚望，希冀着通过教育来改变孩子的命运和家庭的境况；另一方面是很多家长对择校的无能为力，只能做好孩子的后勤部长，尽可能让孩子在这场教育资源争夺战中全力以赴。孩子们赢得了战争，却牺牲了自己。
二、学校：高考的连环套
学校是教育这场战争的主战场。越是好的学校，竞争越激烈。在划定的区域范围内，从幼儿园到小学、从小学到中学，都不同程度地弥漫着战争的硝烟。而将这场战争引向极致的，是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同时举行的高考。参与竞争的人越多，竞争越激烈。高考的这种制度安排，是让全国的同龄人依托学校的平台参与到全国范围内的分数排名赛中。尽管2014年高考的录取率预计将超过80%，但只要有高考在，竞争的烈焰依然熊熊燃烧，因为，但凡有一点进取心的高中学校，都期冀着能把孩子送入更好的大学。
高考的竞争之所以惨烈，从本质上讲，是因为它让全国范围内的所有学校，都参与到竞争中来，围绕孩子们，形成了一个以高中学校为出口的（牵涉到所有高中及以下学校）供方，和以专科本科院校为入口的需方。更为关键的是，供方和需方是不能直接对接的，必须经由高考，通过教育局的手来撮合供需双方，否则就不被国家承认学历，南方科技大学就是明证。这是最最典型的形式主义。明明南方科技大学的孩子们已经完成了四年的在校大学生学习，却不承认他们的学历，只因为孩子们跟学校谈了一次自由恋爱，尊重彼此的意愿选择对方。
三、老师：大师去哪儿了？
没有大师，哪来的杰出人才！“师者，传道、授业、解惑矣。”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或许当下的许多教师连师都算不上。倒不是因为教师不去传道、授业、解惑，而是在统一教材、统一试卷、统一答案的大一统中，教师几乎是无道可传、无业可授、无惑可解。看一看有多少课堂的问答环节鸦雀无声就知道惑无所出，看一看有多少本专业的毕业生谋职他业就知道业无专攻，看一看有多少孩子们放纵青春践踏生命就知道有多少道在传递。
在教育产业化的浪潮中，教师已经从“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神坛走下，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产业工人。他们工作的重点已经不是对个体学生的悉心照看和教育指导，而是根据教育部门和学校的要求，完成标准化的教学任务和考核指标。更为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有超过一半以上具有话语权的中央或地方教育部门的主管领导没有教育背景或者不懂教育却要指挥或领导成千上万工作在第一线的人民教师如何做教育。在现实生存的压力下，在职业晋升的诱惑下，即便是再充满教育理想的老师也不得不按捺住内心的躁动，做一个老老实实的教育产业工人。
我们在追求量化指标的路上是不是走得太过了？尤其是在教育领域，很多东西是无法也不应该量化的。教师职业如果神圣，它本就应该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即便没有人能够看到或测量，我们依旧要尊重并敬畏这种力量的存在。正所谓，“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长养万物。”师道尊严，不就是在这种无形的道中方能体现教师的职业尊严吗？
在对教师的管理中，教学任务和考核指标应该向下而不应该向上。所谓向下，就是订立一个老师的教学基本线，这条线就低不就高，老师们只要能完成这一基本线就应该确保其薪资待遇足以过上体面的生活，余下的空间和时间既留给老师们自由成长，也留给孩子们建立与老师之间的情感联系。老师自由成长的空间大了，从老师到大师的可能性也就增加了；老师自由支配的时间多了，与孩子们成为益友的可能性也就增加了。或许存在一部分老师不思进取，也不愿意成为孩子们的良师益友，但相信绝大多数老师还是具备职业追求和荣誉感的，愿意在教育事业里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并因见证孩子们健康快乐地成长而倍感荣幸。
四、个人：成长的无奈与妥协
孩子们的成长有其自身的规律，教育是要在尊重这种规律的前提下，促进每一个孩子朝着自由而全面的方向发展。相信在当下的中国，已经有不少家长、学校、老师和孩子都开始重视并接受孩子成长自身的规律，不再希望通过填鸭式的应试教育来毁灭自己的孩子。所以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选择去国外读高中甚至初中，并呈现越来越低龄化的出国求学趋势。
对于绝大多数孩子而言，都不得不直面残酷的高考、应试的教育和索然无味的青少年时代。在他们的耳畔，常常响起“三个一切”：一切为了孩子，为了一切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而这所谓的“一切”在诸多家长、学校、老师眼里，就是一个高考的好成绩。人不能为自己而活，尤其是孩子，还处在自我认知不完全的状况下，为了父母、为了学校、为了老师，绝大多数孩子都只能妥协，听任高考指挥棒的摆布。凡是有利于提高考试成绩的就去做，凡是可能影响到考试成绩的就不去做，不管自己喜欢与否。圣经里有一句名言，叫有的人在努力地战胜自己，有的人在努力地打败别人。在高考这件事上，战胜自己只是开始，打败别人才是终点。所以，存在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其实很多孩子已经不断地战胜自己，我们本应该为他们感到骄傲和欣喜，但是在分数排名赛中，这种努力，很可能因为没有打败别人而无法得到体现和认可。
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为什么一定要把他们训练成考试机器呢？孩子们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奔跑，每一滴汗水，每一种努力不都应该被我们喜爱和赞许吗？只要孩子们行为规范，就让他们的思想天马行空又如何？
五、社会：文凭的迷信与传说
正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管是家庭、学校、教师还是个人，都在这个社会，就不得不遵守这个社会的游戏规则。现有的规则是，没有大学文凭，体制内就别想进；没有研究生学历，晋升的机会就又少了许多。
在对文凭追逐的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机会”！决定一个人在这个社会能否成功，有两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一个是家庭出身，即社会背景；一个是精神出身，即毕业院校。前段时间有一项研究表明，中国百分之一的家庭掌控了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富。刨去这1%，还有99%的家庭，其中又有超过2亿的贫困人口。因此，就绝大多数人而言，都属于普通的工薪阶层，不能选择家庭出身，唯有改变精神出身。
然而，在高校不断扩招的情况下，在教育产业化的浪潮中，在贫富分化越来越明显的当下，精神出身对个人成功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弱化，阶层固化的现象越来越突出。不管是政府部门、事业单位，还是国有企业、民营机构，大学文凭都只是最基本的入门条件而已。正所谓水涨船高，原本初中生能够胜任的工作，至少要一个高中生，原本本科生能够做好的工作，至少要一个研究生。
于是乎，不改变精神出身，就几乎不可能成功；改变了精神出身，也不一定能成功。但有希望总比没有强。整个社会就在这一线希望的引导下，不断向更高的文凭攀登。
这个社会是不公平的，这个社会也是公平的。说她不公平，是因为就算你学历再高，文凭再硬，即使是到了高校任教，成了青年学者，你的生活状况也只能类比一只工蜂，依然要为生计奔波。而那些学历一般，家庭背景好的人却早已是这个总，那个总，拥有着成千上万的财富。说她公平，是因为这个社会特别现实，她看的就是综合实力，家庭出身意味着你能调动的社会资源，这是实实在在当前的利益，精神出身意味着你的学习和工作能力，这是或许未来你能创造的价值。再美好的未来跟眼前的利益相比较都会显得虚无缥缈，尤其是在一个信仰缺失、及时行乐的社会。
因为机会的稀少，文凭有着她巨大的魅力，成了诸多普通人追逐和迷恋的对象；因为现实的利益，文凭在当下社会又只是一个传说，成了一张不知何时才能兑现的期票。
在教育这件事上，除了家庭、学校、老师、个人、社会这几个参与方之外，还有一个主导方，那就是政府。要让教育焕发出新的活力，就要让参与方有足够的自主权和选择权。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而对于什么是人民满意的教育，自然只有人民才最清楚。在这里，人民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化到教育参与的各方，至少包括家庭、个人、学校以及老师。
为了更满意的教育，就要让这种自由选择权回归到参与各方，让政府从主导的神坛上走下来，转变成真正为参与各方服务的公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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