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普通百姓购买食品，都要通过粮票和副食品票购买，当时的油票、米面票都是定量发放，副食品品种也非常少。不过，五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出现了一种无人不晓的副食品，宝塔糖。当时，如果住在陶然亭，早起向北走，经过虎坊桥，穿过八大胡同，来到大栅栏，就能在这里找到当时北京第一家副食品分发中心，一九五五年生产的宝塔糖，就会首先到达这里，然后从这里分发到北京各地的副食品中心，以供居民购买。宝塔糖出现后，因其在当时独特和新鲜的口味，可爱而多变的形状，以及五彩缤纷的颜色，深受人们喜爱，小孩子尤其喜欢吃，也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风靡全国。然而奇怪的是，宝塔糖在风靡全国二十多年后的七十年代末期，却突然从中国消失了，而且后来除了在一些非常特殊的场合下出现过，没有再次流行起来。
实际上，宝塔糖的消失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是中国副食品制造行业逐渐发展，其二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变化有关。建国后的中国百废待兴，六十年代之前，中国的第三产业非常落后，第三产业中的副食品产业更不用提。当时全国上下的副食品厂家，也不过几十家，而且主要分布在南方，副食品种类更是稀少。糖果是副食品中的一个大类，副食品产业如此，糖果制造业也是一样。
一九五三年，中国东部地区大量爆发蛔虫病。蛔虫病是一种肠道疾病，是由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卫生条件落后，以及在饮食过程中，没有很好地清理食物，或者没有煮熟食物，导致蛔虫幼虫进入人体体内，在体内寄生繁衍，从而造成身体不良症状的一种高发疾病。由于蛔虫的种类非常多，每个种类所包含的种群数量庞大，因此这个病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很常见的病，也曾经给人类带来过很多麻烦。感染蛔虫病后，轻者会出现腹部瘙痒和绞痛，严重者还会出现呕吐和长期精神不振，有时候甚至会导致死亡。
蛔虫病在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爆发，是在欧洲中世纪时期，伴随着黑死病爆发的。由于当时人们的无知和愚昧，加之教育的缺失以及卫生条件的恶劣，欧洲各地出现了许多错误和愚昧的对抗黑死病的方法。比如，通过长期不洗澡和不洗手的方式，以毒攻毒，杀死黑死病。或者通过引导大量的人们聚集在宗教建筑周围，通过宗教的力量，击败黑死病。正是这些愚昧的措施，使得原本卫生条件和卫生习惯就非常差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加不注重卫生，而人口聚集又会导致饮食过程中更严重的卫生问题。因此像蛔虫病这种疾病，就如同黑死病的孪生兄弟一样，疯狂地肆虐着当时的人们。
实际上，中国建国之前，蛔虫病的发病率也很高。只不过当时这种问题远远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引起重视。例如，一九三九年，贵州六盘水地区就爆发过一次大规模的蛔虫病。当时六盘水地区的许多村镇，大批大批的村民百姓感染上了蛔虫病，甚至出现全村一半以上感染的情况。建国后，蛔虫病的爆发，就成为了社会上的主要矛盾之一，必须予以认真对待和解决。当时为了解决这种疾病，曾经想出过许多办法。
其中最有效的方法，也是最笨的方法，就是改善全国的、尤其是蛔虫病高发地区的医疗条件和食品卫生条件。当时在山东和安徽的一些地区，进行了试点改革。例如，当时在山东的许多主要医院内，都建立了专门的宣传、预防和诊断、治疗蛔虫病的专科，配备了一批经验比较丰富的医生。在食品卫生条件方面，也是如此。由于当时东部地区农村人口是绝对多数，而农村中的食品卫生条件尤其糟糕，为了解决好这个问题，就在每个村中都设立了专门的防治蛔虫病小组，这个小组的唯一职责就是，从源头到终端，全面负责村子里的蛔虫病预防相关工作。
然而，这个办法虽然最为彻底，但是进展却十分缓慢。提升当时全国的整体卫生条件以及食品安全，是一个浩大工程，绝非几年之内就能完成。然而当时蛔虫病造成的伤害和影响，已经不允许再等了。因此，中国就开始向苏联求助。一九五四年，中国派遣了几批专家前往苏联，商讨关于蛔虫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问题。当时苏联已经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倒不是因为苏联当时在这方面有多么发达，纯粹是地理优势造成的。治疗蛔虫病最有效的药物成分，是一种叫蛔蒿的草本植物，而这种植物只生长在高纬度地区，主要是北极圈冻土地区。当时拥有这种植物的国家，主要有北欧国家、苏联以及英属加拿大殖民地，中国和苏联关系好，所以就前往苏联求助。
不过，这种蛔蒿虽然含有治疗蛔虫病的主要成分，但这种成分却十分稀少，需要大量的蛔蒿，并经过不断提纯，才能得到很少一点，因而其制作成本非常高。当时苏联原本打算直接将制造好的成品卖给中国，但是由于当时中国得蛔虫病的人很多，这样一来成本太高，所以中国向苏联购买了一些蛔蒿种子，然后计划通过当时不怎么成熟的育苗技术，在中国的土地和气候条件下培养蛔蒿。
然而这绝非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蛔蒿的生长环境与亚热带气候非常不符，所以培养难度巨大。最初中国打算将蛔蒿种子带到高海拔地区培育，然而高海拔地区，又会带来一系列其它问题，例如，一九五四年，当时的研究人员将蛔蒿种子带到云南和西藏交界的高海拔地区培植，海拔升高后，含氧量又骤减，在高海拔地区大面积输送氧气来保证蛔蒿的健康生长，成本同样非常大，所以这个计划就被搁浅了。后来还是决定要在低海拔地区培养，同时模拟冻土环境。后来在贵州和甘肃，分别找到了两块比较合适的土地，然而模仿冻土环境依然困难重重，技术方面的瓶颈比较高，更重要的是，当时的蛔蒿需要大量培植，才能满足疾病多发的需要。最后，中国又派遣了一批研究人员前往苏联，他们前往蛔蒿生长的冻土地区，研究了适合蛔蒿生长的土壤，然后回国，试图在不过分控制气候的情况下，模拟蛔蒿生存的土壤环境。
同时，苏联方面也派出了一些专家和科研团队，还带着许多技术装备，来到中国，在中国建立了一些实验室，协助中国培育蛔蒿。结果，在一九五五年上半年，竟然成功培育出了蛔蒿。蛔蒿培育出来后，就要想办法将其中的抗蛔虫病成分提炼出来，然后想办法让尽可能多的人摄入这种成分。当时的提炼也大大依靠了苏联，不过这个过程很复杂，这里就不展开说了。最后，中国决定将这种成分放在糖果里面，宝塔糖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和历史使命下，横空出世的。
宝塔糖横空出世后，中国的蛔虫病发病率大大降低，这种糖对蛔虫病的治愈效果非常完美，而且几乎没有什么副作用，也可以直接当零食来吃，因此深受人们喜爱。这种局面，一直维持了二十多年。与苏联的关系出问题后，苏联撤走了培育、生产和提炼蛔蒿以及抗蛔虫成分的所有设备和技术人员，因此，宝塔糖也就逐渐从社会上消失了。而由于当时的核心技术都是苏联的，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突然又一夜回到了解放前。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零年，蛔虫病发病率又开始增加。
不过，当时中国毕竟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生产力显著提升，在第三产业和副食品产业方面，也有了一定的心得，只不过由于之前没有很好学习苏联的技术，所以出现了几年的“脱轨”时期。苏联的专业人员和技术装备撤走后，中国立即开始自主研发抗蛔虫药，并在一九八一年左右，成功研发出了左旋咪唑，并很快投入大规模生产，然后投入社会，又一次抑制住了中国蛔虫病的爆发。
宝塔糖，从一九五五年和中国人见面，历经二十多年，给无数中国人带去了健康、美味和欢乐，不得不说，也算是一个功臣了。左旋咪唑研制成功后，由于中国全国的卫生保障系统逐渐发展起来，卫生条件逐渐改善，人们的教育水平和开化程度也逐渐提升，因此，也不需要再生产类似于宝塔糖这样的糖果，来解决当时的疾病问题了。宝塔糖可以说比较顺利和彻底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然后退出了历史舞台。
宝塔糖曾以它独特的外观吸引众人，却在315消费者协会上被曝安全不过关。